在她的调研中，这些女性的婚姻都是由家里作主，结婚对象也大多是村里弱势男性——年龄偏大、有肢体残疾、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个智障女性的丈夫比她大二十多岁，另一个女性的丈夫则是一个患有视力残疾的大龄男性。这种婚姻组合也往往预示着她们未来家庭生活的艰难。
婚姻里几乎不存在亲密情感。智障女性难以从丈夫那里获得充分的情感慰藉。那个会在丈夫返乡时穿上高跟鞋的姑娘，婚后基本都住在娘家。而另一对夫妻，尽管共同生活了20多年，除了吃饭之外每天几乎碰不到一起，白天各自干活，晚上分房而居。丈夫承认，他不关心妻子白天去做了什么，“在家里看着她就心烦”。
这种家庭关系在智障女性的婚姻中并不罕见。姚小瑞所在的河南泌阳县，一个曾带扶贫干部多次探访一户智障人士家庭的司机记得，丈夫对那个智障女人的照料仅限于给口饭吃，住进政府建的扶贫房后，也没将女人接进去，怕她将家里弄脏。
相比健全人，智障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更可能遭受侵害。她们的性防范意识和自我防卫能力较低，更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一些法律工作者对性侵害案件进行审理发现，智障女性受到性侵害的事件多发生在农村。
在一些极端案例里，伤害还可能重复发生。北方某个村庄，一个遭受过侵害的女性流落至此，被当地的一个大龄光棍捡回去做了老婆。她没法照顾自己，经常不穿衣服，丈夫每天外出干活时就把妻子锁在家里。
在河北农村，潘璐看到了这些女性的纯真，热情，渴望与人交往。然而现实中，她们的生活总由健全人决定和安排，她们无法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改善自己的境况。
在乡村，智障者面临的障碍不只是生理性的，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有一次，潘璐和一个智障妇女手拉手出村，商店门口的村民和孩子齐刷刷投来诧异的眼光，这件事很快传开，成了村民们的谈资。
“正是由于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不足，特别是还存在很多污名化和社会排斥的现象，所以智障群体的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潘璐说。
十多年过去，在博士论文结束之后，潘璐没有继续跟进这个研究主题。但是看到有关智障人士的社会新闻时，她总会留意几分。在她看来，这些年来，农村智障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个群体依然面临多重问题，例如老年智障者的家庭照料和养老问题、女性智障者的婚姻权益问题以及轻度智障者的学校教育排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人们对于他们也依然缺乏了解。
（视频剪辑：张歆玥）
城乡之间
在农村，一个智障女性很可能会步入婚姻，但如果她们生活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很可能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
2006年一项对南京市216名智障者的调查显示，他们婚姻获得率仅为12.68%，其中96.8%的男性未婚，80%的女性未婚。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陈莲俊访谈了上海29位智障人士的家长，只有6位认为应该支持智障人士结婚，26名家长认为智障人士结婚反而会加重家庭负担。
现实案例中，杭州一位母亲的做法曾备受网友尊敬和推崇。去年，杭州电视台“和事佬”节目播出过一则纠纷，因为没法和三级（中度）智障女友结婚，一个保安找到节目调解，但女友母亲、年过70岁的田阿姨坚决不同意。
节目里，田阿姨展示了保安发过来的威胁短信，“鱼死网破”，但她没有表现出一丝惧怕。当时，网友普遍指责保安在“吃绝户”，称赞这位母亲的勇敢和明智。
田阿姨并非不希望女儿走入婚姻。事实上，女儿二十年前曾有过婚姻，对方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油漆工，两人还生下了儿子，遗憾的是，外孙也有智力障碍，结婚第四年，两人离婚，孩子由对方带，“还是受不了”。
尽管如此，田阿姨说，油漆工是个靠谱的人，正直老实，但这个保安就不一样了。认识女儿前，他有同居对象，那个小个子的女人曾经找到田阿姨求情，转述了保安的话，“跟你没有希望，跟她在一起有希望。”
女儿是自己在报上征婚认识的这个保安，两个人在一起之初，女儿消失三个月，田阿姨意识到不对，将女儿带回家，果然检测出怀孕，她把女儿带去医院，打掉孩子，又做了绝育手术。
当时的节目中，双方达成一致，五年后，等田阿姨女儿年满五十，能拿退休金后再谈结婚。但田阿姨告诉《极昼》，对方第二天就反悔了。如今，女儿每周六会去一趟保安那。过年期间，保安多次报警，还是要求结婚，其中一次警方让他带走女儿，但他拒绝了，田阿姨记得警察当场就说，“你就是要这张证，不要这个人。”
田阿姨如今只希望女儿能安稳度到50岁。包括残补在内，女儿每个月有一千多块，田阿姨用这个钱给她买了社保，退休后应该能拿到三千块，足够她生活，即使不够，她也相信社区的养老机构能帮到女儿。相比之下，姚小瑞每月享受残疾人双项补贴只有120元，另有每月335元低保待遇。
田阿姨所担忧的，无非是女儿结婚后遭受不公待遇，而这样的事情在现实里俯拾皆是。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极昼》检索了90份智障人士相关的离婚案件判决文书，绝大多数由智障者一方提出，常见的理由是“被打”，“不管不顾”。有多个案例，孩子出生后，丈夫抛下了家庭。
例如安徽郎溪县一起纠纷中，原告女方诉称，2008年，儿子出生后，被告以在外打工为名，长期不回家，致使原告及子女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故要求离婚。法院第一次驳回离婚诉求，第二次同意了离婚，但也明确，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女方每月需给付子女抚育费300元。
90份案例中，绝大多数是女方有智力障碍。潘璐根据在河北农村的调查，在论文中写道，“这些智障女性的生物功能从作为社会人的完整属性剥离了出来，生育能力是她们之所以获得和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
有年龄记录的案件里，男性基本比女性大，最大差距是20年，一个1977年出生的女人，嫁给了1957年出生的男人。
在这个案例中，原告法定代理人即女方母亲在法院诉称，女儿于2007年走失，被男方骗至废品场共同居住生活，且隐瞒原告父母登记结婚。2015年1月，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考虑原、被告结婚时间较长，日后加强沟通，共同努力建设好家庭，夫妻关系仍有和好的可能”，不允许两人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