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怕得罪这个，怕失去那个，你当然不敢往前走一步。我想过了，我好像都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李晴说，“比起忐忑，我更无法接受坐视不管引起的良心不安。”
申诉会上，校方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些证据，李晴担心的“反转”并没有发生。校方之后驳回了宋进的申诉，维持了对宋进的作弊处罚决定。
走出申诉会现场时已经是中午，距离她举报也已经过了几个月。李晴如释重负，又有了想落泪的冲动。那是一种感动与释然交织的复杂情绪。
李晴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学生还可以上诉，申辩，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就算这事要一直拖下去，一直牵扯她的精力，她也不怕。“这是我2020年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她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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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抓作弊，压力大，怕报复
确实，举证学生作弊，并不容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王林、李奇曾对监考老师做过一次访谈。老师坦言，举证学生作弊的处理手续特别繁琐，心理压力大。而且，如果没有保留好证据，就得和学生扯皮，甚至打官司。“作弊证据不足，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和“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
一些调查研究，或许可以为高校学生作弊行为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担心不及格和为了评优评奖，是大学生自诉的作弊主要动机。研究也同样发现，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取向功利，部分大学生对考试作弊的容忍度过于宽容。
2016年，武汉大学博士生赵癸萍选择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包括职业院校）的1100余名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同周围有作弊现象。2009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的本科生学术道德调查表明，12.9%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
问答网站上网友关于作弊问题的回答
作为一名老师，李晴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品质，而非成绩。但是，她也能深刻感到名校学生对成绩的重视。“很多人对学习成绩的认知是扭曲的。他们也许不爱学习，但就是要考高分。”因为考试而焦虑、抑郁，因为成绩而疲于奔命，在大学特别是名校，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毕竟，成绩和评优评奖、出国保研等学生个体前途紧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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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找找作弊的外部因素。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郭婷婷的硕士学位论文显示，近三成的被调查学生认为，作弊原因是学校的诚信教育力度不够；也有近四成的学生认为，监考老师疏于监管，没有履行应尽岗位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段伟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生太过追求绩点，从学生到家长，往往都是从功利角度而非对错性质来考虑问题。而且，教师制止学生违规行为的动力也不足。段伟文分析，老师有科研任务，还要靠学生评分，学生也可以举报老师。因此，很难指望所有老师都愿意去跟学术不端或者抄袭、剽窃、作弊等行为做斗争。“这就是现实。确实普遍的心态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段伟文说。
问答网站上网友分享为何有些老师监考不严
抓作弊是“技术活”，教师需要得到指导。王林、李奇在前文提到的研究中引用国外的经验指出，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应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培训，比如详细解释学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教会教师如何收集作弊证据、在申诉会上如何举证等。对那些很好地处理了学生作弊行为的教师，学校应该给予表扬——这是对他们为维护学风和学术诚信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肯定。
诚信教育，一个文化问题
其实，高校对学生的纪律管理都有详尽的规章制度。段伟文说，只是，由于担心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有时高校和老师也会“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对类似作弊这样的不诚信行为，除了事后惩罚，也要加强事前教育。
但是，加强诚信教育，则是一个更为复杂和系统化的课题。
它不仅有关课程如何设置，纪律如何要求，它更有关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对研究的态度，有关实事求是的科研诚信文化的建设。学生需要在一个良好的、重视诚信的文化中得到熏陶。如果他们看到的就是马虎敷衍，感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学生也很难自觉绷紧诚信这根弦。
段伟文说，真正的问题，不是高校对诚信强调得不够，而是诚信文化的根基太过薄弱。在一些人眼里，做学问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科学精神还没有真正成为高校开展教学和研究的指南针。“一些学校和老师忙着经费、项目、帽子，盯着薪酬，就业率等面上的量化指标，但在科研诚信和科学精神方面的认知不足，对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强调。”所以，有些大学生对诚信、对科学精神的认知，其实是模糊的，对自己的行为，也是迷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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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契约。我们建立高等学校，是期待并相信高等教育能够担当起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段伟文表示，教师要诚实地做研究，学生要诚实地学习，只有这样，他们做的事情、产出的成果，才能够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对学术共同体负责，对社会负责。学术共同体在尊重诚信的共识下，才能够继续共同地去探索科学。也就是说，用诚信的文化滋养学生，向社会输出诚信的人才，本来就是高校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