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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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小说、非虚构，变的是体裁，不变的是袁凌对普通个体生活的关切。在《在别处》中，袁凌书写了很多已经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火车站害怕被拐走的惶恐、在超载的面包车上惴惴不安……在袁凌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大问题”，有的是这些真实的个体生活。
“所谓的‘大问题’，都是似是而非的，很难把握。我现在去看那些家族史什么的，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处于很迷茫的状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你可以活得很明白、很细致，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你根本把握不住什么东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卑微的个体才有它的独特意义。我就把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对我的意义平等地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袁凌赞同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历史不是于大的地方参与生活，是于细节处参与生活。在《可笑的爱情》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约会，因为男孩穿了一条老式的内裤，而导致约会的失败，这也是男孩一辈子失败的开始。“历史在那一刻强制性地介入了他的生活，侵犯了他。”袁凌说。
时代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袁凌看来，时代与人应该是相互记录的关系。“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刻痕，这种刻痕比人性的变幻、情绪的起伏、情感的爱恨都更加真实。因为这些刻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景下，然后逐渐形成今天的我们。没有过去的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希望能通过我的记录，唤起有相同记忆的人的一种共通感。”
对 话
非虚构是一种精神
读品：为什么近几年创作的精力更多放在非虚构写作上？
袁凌：这与我个人的天赋和职业经历都有关系。我是想象力缺乏，感受力丰富的那种人，所以写作倾向于在真实的细节上打开文学空间，而不是去虚构情节、人物、对话。天然地，我可能更适合去写非虚构。然后我做了13年调查记者，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切和真实感，反映在我的文字里就会越来越强调语言的节制和真实的东西，而当代小说好像特别需要很多情绪和泡沫的东西。这两方面造成我比较适合写非虚构。实际上，我也不是只能写非虚构文体，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精神，它贯彻到所有文体中去，所以我也写小说、诗歌，我希望能够用非虚构把所有文学的文体打通。
读品：这几年，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非虚构文体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你如何看待国内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如何评价自己的非虚构写作？
袁凌：现在的非虚构有好几部分。一部分是特稿，它是一个“外来产品”，用一种把日常生活陌生化的视角来观察日常生活。另一部分是题材式的非虚构写作，比如梁鸿的“梁庄”系列、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三和大神”，这些是以文学性为辅、以题材性为主的非虚构写作，社会意义更大。
我的非虚构写作其实文学意义大于社会意义、题材意义。尤其《在别处》这样的写作，它比较私人，谈不上有多大的典型的社会意义，它的文学意义会比较强。同时，从个人的经历中也能折射这个社会、时代的一些变化、脉络和印记，因此也有一定社会意义。这个社会意义是在文学的前提下表达出来的，而且这种表达不是陌生化的表达。从我们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从我们日常的感受出发，从我们的记忆出发，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回顾和关注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借用外来的观念和眼光来进行一种剖析，进行一种陌生化、看起来“零度”实际上是“上帝视角”的、把中国发生的事看作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来写，所以我的写作更多是一种本土的、“内生化”的写作，这也是我的一种方向。
读品：走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情感震动的时刻，你在书中都描写得很克制。实际的走访过程中，如何处理现实带来的震撼？
袁凌：心里可能非常地震动，有很多感触，但是你不会表达出来，尽量地接纳下内心的震动，慢慢地把它熔构成型，最后化为文字。就像水库一样，我们不能是一泻无余，而是先把雨水积蓄起来。你把水堵起来，暗地里有非常大的水压，但是看起来是平静的，通过闸门释放出来的，它才能够发电。所以我们的文字看起来是平静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平静下面的惊心动魄。我觉得最好的文字可能就是内敛而有力量的文字。
读品：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袁凌：可能我是有某种悲观。但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一种悲观，而不是对生命的消极。鲁迅也很悲观啊，但是他是很积极的。因为我们可能认识到了这个生命的本质的一种悲剧性，或者说一种沉重，一种不可解决，反而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去认真生活。在认识到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去做我们能做的一些事。
本期人物
袁凌 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品先后入选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已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生死课》等，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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