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你是否从江歌口中知道刘某曦的一些事情，对她的印象如何？江秋莲：
我和刘某曦第一次见面是2016年3月，江歌和刘某曦一起回日本，我在机场见到她的。第二次见面是我去日本看望江歌回国那天，刘某曦和江歌一起到机场送我。回去后刘某曦就因为和前男友分手等原因，直接住到江歌家里了。
其实江歌住的地方特别小，两个人待着都转不开，她去了以后给江歌带来了许多不方便，比如她在家时江歌就要找一个咖啡厅学习，每天晚上我和江歌聊语音，她都要坐在楼下讲完话再上楼。但是我也没有反对，因为江歌成年以后，我一直尊重她的选择。上观新闻：
2017年12月20日东京记者会上，你明确表示回国将起诉刘某曦。2019年10月28日民事诉讼被法院受理立案。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波折？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提起诉讼的?江秋莲：
2017年3月，我拿到了陈世峰刑事案件日本方面的案卷材料，当时我隐约的猜测被验证了，报警录音显示，刘某曦第一次报警时说的是自己把门反锁了，那时候没想起诉她，就是想找她了解江歌被害的真相。2017年5月后，她对我一直还是很冷漠，看不到人性，也只有提起诉讼才能让我进一步看到全部的真相。
从起诉到立案相隔两年，主要是因为找合适的律师不容易，另外我从日本拿回来的刑事案卷卷宗需要经过好几个环节的翻译、公证才能转化成中国法庭上可以用的材料，这个流程耗时是相对固定的。我找了青岛的一位律师做代理，我很明确表示自己要的是赔偿，不是补偿，也就是说我要追究刘某曦的法律责任，律师也是认同的。但是当我拿到所有材料时，我请的律师的口风却变了，他甚至认为刘某曦今天的这种态度是我步步紧逼导致的。这位青岛律师反差这么大的态度让我不放心，我还是决定换律师，就在2019年9月我找到了黄律师，距离提请诉讼立案的有效期不足2个月了，但是最后还是在签订律师合同20多天以后立案成功了。上观新闻：
你在记者会上提到等到陈世峰在日本的20年有期徒刑服刑完毕以后，你还要在国内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是你从江歌遇害后就产生的想法吗？江秋莲：
不是的。其实一开始我不懂这些，直到2017年在对陈世峰的庭审期间，我看到国内《检察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大致介绍了这类跨国的案件，其实可以等他服刑完毕以后继续在国内追究他责任的，我这才动了念头。
江秋莲起诉刘某曦的法院开庭通知书。江秋莲供图“我就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现在江秋莲向媒体介绍自己的时候，习惯用“江歌妈妈”这个称呼。在“江歌妈妈”的同名微信公众号里，她从2016年至今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更新一篇公众号文章。
“江歌妈妈”在这个公号里角色多变，绝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位失独老人，记录着生活琐事：她偶尔有心情做饭了依旧会忍不住做母女两个人的饭量，还有家里放了好几年的绿豆竟发了芽；时而她又是声讨“江歌案”中网络暴力者、公开法院传票要“一追到底”的战斗者；时而又是那位失眠、找不到出路的受害者家属……
江秋莲的微信文章下面，有些年轻姑娘前来诉说自己的苦恼。在自己状态允许时，她都会耐心开导这些困顿的姑娘。江秋莲一直自称“农村妇女”，却总有一股劲儿在逼着她改变，她说：“我没有统计过自己在电脑上打过多少字。从一根手指满键盘找字母开始，到能迅速找到26个字母的位置，这1506天，我可能在键盘上敲过数百万字。歌儿被害，我被迫从一个电脑白痴，到知道什么是Word文档，知道了Word和PDF的区别，学会了用QQ提取图片里的文字……虽然学会了这么多知识，我却感到很悲哀……”
在代理律师黄乐平接手案子以前，他也一直认为江秋莲应该是“因为丧女之痛成为悍妇”的形象。但见面后，他打破了这种成见，“江女士还是一位很好沟通、比较能控制自己情感的受害者家属。”上观新闻：
因为你不断为江歌的案子奔走，你曾经也面对过一些人对你的网络暴力，你是怎么处理的？江秋莲：
这种言论从江歌被害开始第一天就有，类似于活该把女儿送去日本留学之类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受害者有罪论。2018年我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以后，决定起诉他们。目前其中一个已经被判了一年半有期徒刑了，另一个一审被判了一年，被告在申请上诉。其实每次去搜集他们实施网络暴力的证据，就是往自己伤口上撒盐，我也很难受，但是我就是要一个公道。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把女儿送去日本留学，也不会后悔把她教得那么善良，我只是后悔当时没有拦着女儿让刘某曦住进来。上观新闻：
有的人会形容你是一心为女儿维权的“悍妇”，觉得你把一些事情做得太绝了，你怎么看待自己这几年的选择？江秋莲：
其实我就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我从日本的检察院拿到材料，发现女儿的死和刘某曦反锁门有关系后，我才开始公开追问刘某曦。但是这些日本的证据材料是不能在网上公开的，这样会给我在日本的代理律师大桥律师带来法律责任，所以我一直忍着没有发布这些证据。很多人就质疑我，觉得我是因为女儿去世变得偏执、走极端，冤枉了刘某曦。我也背负着这种误会坚持了4年多，现在这个案件终于开庭了，我也能够把这些年藏在心里的东西原原本本告诉大家了。
江秋莲难得有精力在家做的一顿早饭，她写道：“做多了，做了我和歌儿两个人的量。” 江秋莲供图不再接受捐款上观新闻：
这些年为了江歌的案子，你一个人去过多少城市？花了多少钱？江秋莲：
我去了日本6次，至于国内，我去了很多地方，像北京、上海、南平、厦门、建瓯……次数已经数不清了。我现在挺后悔没把这些机票和住宿发票留下来的，这些能作为索赔的凭据。但是农村人嘛，花钱就是花了，哪里会有要票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