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货币政策总量够不够的判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怎么才能算是总量够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看货币政策目标，比如说曾经在全球流行很长时间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如果通货膨胀没上去，也就不好说总量够还是不够。另一个方法是看边际效果，如果边际效果变得越来越低，甚至趋近于零，说明在数量上再增加可能就没有额外的边际效果了，所以就不是总量不够了，而是传导有问题。此外，传导虽然总体上可以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但也不宜于区分太明显，因为理论上来讲数量和价格之间存在对偶关系。
第四，货币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担结构性功能。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西方主流理论是不主张货币政策承担结构性功能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只有总量性功能。由于实践的变化，我觉得确实应该有所创新，也需要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功能。但不能事先假定一个货币政策应该执行多大的结构性功能。过去我在一些学术交流的场合说过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不见得太贴切。譬如长江流域有很多支流，这些支流的水最终汇集到长江。但支流流域中有的地方是旱的，有的地方是涝的，中央银行要能像控制降雨似的，可以控制雨往哪降，涝的地方就别到那里去下雨，而是只到旱的地方去下雨，这样就能起到一定的结构性作用。但问题是这些支流的水又都汇入长江了，而长江里的水已经分不出来是从哪来的。总体上看，长江流域中下游的主干流是依靠总水量的，这跟支流哪儿来多一点哪儿来少一点，已经关系不那么大了。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可能仍旧是以总量为主的政策，只是经过各种创新和探讨，使它能够适当承担起一定的结构性功能。
当然，如果可以承担一些结构性调整功能的话，那么这些结构性的目标究竟是怎么设立的？它是否具有合理性？是不是政府或者某个部门认为应该做哪些结构性导向，那么照这样去做就是正确的，而且就应该去想办法引导，想办法去落实？
这还涉及危机以来大家讨论的很多问题，其中一个理论问题涉及“有效市场假设”。如果认为这个市场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有效市场的话，那么大量结构性调整还是要通过市场方式来实现，而辅助的结构性调整需要考虑充分的信息、有研究和分析支持才可以做。
近年来讨论比较多的是中央银行如何能够通过金融市场、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来达到目标。我个人认为，中国这些年很大的一个尝试就是通过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来传导这种意志，同时在融资上又能够适当帮助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实际上我们经历过的主要政策导向还是如何支持和探索开发性金融。对这个问题大家一直有争论和分歧，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能够更多具有结构性导向，能够更好地在结构上有所落实，其实不可避免地还是要捡起这个题目，即如何定义、如何搞好开发性金融业务及机构。
第五，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结构性功能的要求，但在这之前大家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在探索和发挥好结构性功能方面我们缺少制度上的准备。
经济中一直有结构性的需求，从中央银行参加国务院会议的情况看，出席最多的往往是分管市场的行领导和金融市场司，为什么？因为除了总量问题，还有很多结构性问题，究竟该由谁负责，结果发现并没有对应的司局，于是就让金融市场司来出意见，分管市场的行领导去参加会议。实际上金融市场司最初设立的定位是研究金融市场，比如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并不是真正研究结构性问题的。但是由于在经济政策决策和贯彻落实过程中这种问题很多，于是就导致这样一个局面，由搞市场的人兼顾搞结构。若干年前中编办研究中央银行编制和功能时，就有一些同志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搞一个信贷政策司，专门管信贷结构，又有人说可以再稍微广义一点，不只是信贷，而是搞一个研究金融产品结构性功能的司。但不同的部门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经济较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结果这个司也没能搞成。最后中编办说，那另外给你一个编制，搞一个汇率司，结果就形成了所谓货币政策二司，就是后来的宏观审慎局。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关于金融稳定也一样。在金融稳定形势比较好的时候，也有一些部门说要取消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再贷款。然而一旦出了问题，这种意见就脚底抹油溜了，说只有央行能够想办法。这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件事我们并没想好，所以制度上事先没有做好这种安排。这种情况跟国际上出现过的不少实例很像，特朗普总统用时兴的词讲是善于“甩锅”，有荣誉就上，自我表扬，有问题就“甩锅”。我们过去用的词叫推诿，形势好的时候“抢地盘”；形势不好的时候就推诿；事情解决了，经济开始恢复时又有人下山摘桃子。我过去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国的部分分工历来都很注重地盘，就是说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愿意要，贫瘠的土地都不愿意要，却忽视了目标明确化，哪个机构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用什么样的目标函数考核它的业绩？因此在有争议的职能问题上始终有“抢地盘”“甩锅”“摘桃子”之类的行为。通过应对这次疫情，我们应该在设立机构目标方面有所进步，如果可以逐渐厘清这些问题，在思路上有助于我们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有限结构性功能方面取得更多的共识，并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
第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之所以解决得不太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经济实体的债务、股本比例关系存在问题，也就是资本是否充实的问题。凡是股本比例过低的企业，金融机构不论发放贷款也好，还是运用其他金融工具也好，都可能会因承担过高风险而有所犹豫。
这在中国来讲也有其必然性，过去我们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不区分股本和贷款，都是国家计委下单子、下命令，然后资金就得跟上，不用管是哪种资金。后来转向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也搞了40多年了，但从原始资本积累来讲，尤其是从企业和民间所积累的资本来讲，仍有传统制度的遗留特征，即民间资本相对不足、股权性资金仍然偏少。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尽管资本市场和股本融资发展得不错，但M2和信贷总量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比例上改善并不太明显。究竟如何解决过度依靠间接融资和银行信贷的问题呢？大家说，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但资本市场绝大多数还是帮助比较大中型的机构，如何发展民间融资的机制帮助小型机构获得股本金，并没有特别好的研究和实践。这种局面就会带来许多困难，但这个困难究竟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和监管所产生的问题，还是更大范围内的整个社会资本、社会融资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需要予以重视和加强研究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