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上的创伤也难以愈合。每次看到校园性骚扰案件，韦楚翘都会想起自己的遭遇，心里的疑问不断冒出来，“是不是当初我给了他什么信号，让他误会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她反复回想两人相处时的细节，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她还会做噩梦，电梯里的情景再次出现，她看着徐锦城的脸越凑越近，难以承受的压力让她从梦中惊醒。
和韦楚翘一样，段卉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追究。 在她看来，事情是在徐锦城的补习班里发生的，不可能会有监控，没有监控就意味着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报警有什么用？ ”
选择沉默的这些年，除非同学们偶尔提及高中生活，她没有再想起这件事。回看那段日子，段卉觉得当时的自己“还是逃避了”，她刻意地忽略了这段经历，不去想起，也不去讨论。有时徐锦城还会给她发来消息，段卉都会统统删掉。
改变是渐渐发生的。上了大学后，韦楚翘接触到了更多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由于自身经历，她也常常关注一些校园性侵或性骚扰的案例，她逐渐意识到受害者没有错，也发现自己完全有举报的权利。但那时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3年，她觉得即使站出来，也不会找到什么实质的证据，“没有证据，只依靠我个人的力量，就算我真的去联系警方、联系学校，我的证词也没有说服力了。”
心态转变后，韦楚翘不再为难自己，曾经自暴自弃的负面情绪，最后只剩下愤怒和恶心。她不再避讳谈论这件事，有时，她和其他人聊天，会借着讨论一些话题的机会，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到了2016年，段卉在大三上学期去台湾做了交换生，独处的时间增加，她有了更多思考。随着见识越来越丰富，她发现猥亵事件在生活中并不少有。
大学毕业后，她已经不会再删除徐锦城发来的消息，徐锦城在她的朋友圈下评论，或者跑来私聊她，她已经都能接受，偶尔还会简单地回复一下。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逃避了，有时也会想：“如果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徐锦城发给段卉的信息
带头人
“以后谁要是带头举报这件事，我也要站出来作证。”段卉曾跟朋友这么说过，最终，她自己成了这个“带头”的人。
实名举报与曝光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段卉也曾有过犹豫。她现在是一名媒体工作者，自信对舆论有很强的承受力，只是有些担心人身安全问题。为此，段卉专门去找有过类似性骚扰举报经历的人了解情况，被告知除了一些电话和私信的骚扰，没有遇到实质的麻烦。后来，段卉又给自己找到了一条逻辑：这件事得到越多人关注，她越安全。
家人是整个举报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却也成了最先出手阻拦的人。段卉记得，在公开征集受害人的前两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妈妈突然提起了这件事，由于担心网络不可控，她希望女儿不要把经历公布出来。父亲也告诉她：“我支持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不支持你发到网上。”
韦楚翘的妈妈也对实名曝光持保留态度，她害怕公开之后会出现很多麻烦，女儿会陷入舆论的旋涡里。韦楚翘并不在意这些，她担心只是段卉一个人站出来说服力不足，所以她坚持一起参与实名曝光。
在所有指控徐锦城猥亵的女生中，潘莹曾是情绪最激动的一个，对于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我做梦都希望他坐牢。”
但随着事态发酵，当警方介入之后，对于做笔录这件事，潘莹成了犹豫时间最长的那个。她的老公当年打了徐锦城，她怕因此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段卉尽力劝说，她转述民警的说法，那几巴掌是特殊情况，不会有什么问题，接着讲其中的厉害关系，如果这次立不了案，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有学生愿意站出来举报了。
隔着屏幕，段卉能感受到潘莹的动摇，她总是认真回复：“我在考虑。”也会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很为难。”直到段卉又给她发了一次消息：警察做笔录会保密的。一个小时后，她得到了潘莹的回复，只有三个字：“好，今天。”
“这种事情身边人真的很关键。”段卉感慨，有个女生一直很犹豫，最后是在前男友的鼓励下，才决定出来作证，但也有的女生遭到了家人的阻拦，理由是“以后还要嫁人”。还有的女孩，直到去派出所做完笔录，也没把遭遇告诉家人。
隐私是几乎每一位女生都会担心的问题。段卉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反复告诉大家，警方的隐私保护做得很好，“在这方面，如果连警察都不信任，那还能信任谁呢？”
也有因为没有证据而退缩的女生。遇到这种情况，段卉总会提起前不久的一则新闻当例子，四川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副校长吴建峰 因为体罚和性骚扰学生被判刑。她通过同学联系到了其中一位当事人，对方告诉她，他们有至少50位证人，但是没有一个有物证。
在此之前，段卉只是希望能让徐锦城在名声上得到惩罚，但和四川的举报者聊完后，她觉得，也许会有更实质性的结果，比如纪检处分。段卉也把这则新闻发给其他女生，用来消除她们的顾虑。
校友群中对曝光的讨论
被贴上的标签
站出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在时隔6年后。
但段卉没想到，最先提出质疑的会是自己的父亲。听她讲了遭遇后，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责怪：“你为什么要单独跟他吃饭？为什么要跟他上楼？”段卉一下就被点燃了，“这明明是他的错！你为什么要怪我？”她朝着爸爸吼，忍不住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