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政府公共支出在居民房地产中的资本化可以得到合理的“回收”。房地产的增值主要体现为土地的增值，而土地的增值一方面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用途管制，另一方面源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如修建地铁、公园、学校、医院等使得周边的房地产价值增值。但依现有房产税条例，居民住房保有环节是“零税负”的，这使得有房者比无房者、多房者比少房者享受了更多公共服务，却没有尽到更多纳税义务，违反公平原则。对房地产保有环节所征收的房地产税，则是对居民对辖区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购买”，是对政府公共支出资本化到居民房地产价值中的“回收”。
最后，开征房地产税将使房地产税收体系更为合理。作者强调，在增加房地产保有环节税负的同时，必须降低开发和交易环节的税费。这既可稳定税负，有利于取得民众对税制改革的支持，又可鼓励房屋流转、经营和出租，减少房屋和土地的闲置，还可在房地产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时，不单纯因房地产税的开征而将成本转嫁给购房者从而抬高房价。
以上所述，实际上解释了房地产税的 一般功能，即： 取得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
所谓取得财政收入，是指房地产税分别从房地产开发、转让和持有三个环节征收，相较于我国目前不在持有环节征税，将征税扩大至持有环节，无疑将提供新的税源。
所谓调控经济运行，主要是指房地产税影响房地产价格，从而直接影响房地产供求，间接影响整个市场供求的功能。
所谓调节收入分配，主要是指房地产税作为财产税，实行有财产者纳税、无财产者不纳税、财产多者多缴税、财产少者少缴税的原则。这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
房地产税的负面效应
但亦有研究指出，贸然开征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存在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基于银行是否能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一项分析了将房产税（对家庭存量住房征收）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影响效应的 研究发现：
首先，房产税开征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于房产税增加了房产的持有成本，住房市场会承压。
其次，房产税开征对实体经济投资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产生正挤入效应，增加实物投资; 另一方面因企业家财产净值的下降而产生负抵押效应，减少实物投资。
第三，在长期，因实体经济投资需求减少的负抵押效应大于实体经济投资需求增加的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导致产出下降。
第四，在短期，当银行无法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 当银行可清晰区分二者时，因银行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
第五，在短期，当银行无法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随着杠杆率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前期下降得更少，后期上升得更多，因而产出前期减少得更少，后期增加得更多; 当银行可清晰区分二者时，随着杠杆率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增加得更多，因而产出增加得更多。
具体来讲，如果一国城市化率达到70%，意味着该国城市化接近完成; 而当这一数字超过75%时，通常认为该国已经完成城市化。只有当城市化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与建设结束，各类数据信息的时间序列以及空间排列都呈现出规律性，住房不再是普通居民家庭生产生活资料而升格为“财产”，直接税征税基础形成，房产税才能水到渠成。
或许是因为诸多约束因素的存在，虽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将近八年前明确提出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进依旧 “断断续续”。
比如，在近五年（2017年到2021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仅2018年和2019年提及“房地产税立法”，其余年份均未提及。
按照监管部门确定的“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立法是房地产税的关键性节点。早在2015年，房地产税法就被写入当年的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中。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2017年、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中，房地产税法均列为当年的“预备项目”。但2019年以后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中，均未涉及房地产税。
今次座谈会之前，今年官方有四次提及“房地产税”。3月13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被写入其中。4月7日，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财政部将“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5月6日，财政部长刘昆在财政部官网发表的 《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做了同样的强调。此外，今年3月的 财税工作座谈会间接提及这一工作。
关于财政部于5月11日召开的座谈会，多个受访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 表示，座谈会透露的信息表明，房地产税已从制度设计阶段进展到试点推进阶段，并将在部分城市试点。
不论有多么困难的现实约束，我们都希望，至少房地产税的试点工作能尽早展开，毕竟有了试点，我们才能具体了解这项改革的利弊，才能确定今后的进一步取舍。
参考资料（只列出学报论文）：
李本贵：《对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2021年第1期
周文豪：《试析中国现阶段是否具备有效开征房产税的前提和条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1 期
刘建丰、于雪、彭俞超、许志伟：《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金融研究》2020年第8期
刘金东、杨璇、汪崇金：《高房价、土地财政与房住不炒：房地产税能抑制房价吗？》，《现代财经》2019年第1期
胡怡建、范桠楠：《我国房地产税功能应如何定位》，《财政研究》2016年第1期
安体富、葛静：《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几个相关问题研究》，《财贸经济》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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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短期，当银行无法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随着回报份额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前期下降得更多，后期上升得更少，因而产出减少得更多; 当银行可清晰区分二者时，随着回报份额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前期增加得更少，后期增加得更多，因而产出前期增加得更少，后期增加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