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气候科学浮现的人性问题和知识失误，进一步加深了气候变迁的分歧争议面对如气候的高度复杂议题，除了科学证据，还需要广泛社会条件配合，才能得到共识可行的政策。
近来在科学与政治因素互相牵扯之下，英美两国反气候科学的声浪渐兴。儘管去年十一月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被揭露的内部电子邮件内容，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委员会二○○七年的报告，出现错误和曲解资料的情况，就既有的科学证据来说，「人为气候变迁」的可信度并未因而受损。不过，这些事件所引起的媒体舆论，使反气候变迁政治阵营的士气大振，造成气候学家处境的日益艰难。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气候议题中，科学的角色不再只是增进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而是进一步要求人们必须遵照某种特定的方式生活。近二十年来，学者专家、政府官员与相关民间组织，力促全球性整体气候变迁政策和联合国相关公约的产生，规划温室气体排放的减量与时程，并衍生出碳交易的市场。然而，由于相关政策必须付出的政经成本，不仅无法短期见效，长期效益又是在未定之天，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分歧。
保守派的质疑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对于国际治理制度与美国政府一向多所怀疑，对于要求财富大规模转移的政策十分反感，也不相信政府有能力改变社会整体行为，并达成政策目标。引用气候科学证据支持相关政策的作法，更加深了他们对于科学本质的疑虑。因此，强调特例、突显科学方法的有限性，就成为反对阵营驳斥气候变迁学说的证据。
针对东安格里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电邮内容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委员会报告中的错误，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巴罗内(Michael Barone)就认为，数十年后人们回顾起来，一定会搞不懂为什么政府、企业与媒体菁英，可以被这些粗製滥造的作假证据骗得团团转。
另一方面，气候变迁政策的支持者，则天真地认定，针对人为暖化这个科学共识，非得採取他们所认定的因应措施不可。为了压制反对阵营，支持者往往借助科学，以佐证气候变迁的存在与可能造成的影响，美国前总统高尔的电影《不愿面对的真相》即为一例。而当温室气体减量议题的国际谈判进展缓慢时，支持者的舆论便益发坚决和激烈，气候学家韩森(James Hansen)就将载运煤矿到发电厂的火车，比做二次大战时纳粹的死亡列车。
分歧的政治因素下产生的科学，势必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东安格里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电子邮件事件，就是一例。这些电子邮件所揭露科学的政治、人性面，使根据应该是可靠气候变迁学研究而发起的大规模、高成本社会改革，失去应有的正当性。气候变迁委员会报告中，喜玛拉雅冰河消融现象的数据未经证实，显示的出不只是审查过程疏失，而是整体组织文化的问题。同样有一篇证据力不足的研究，若立论相反，主张冰河并未消融，也是绝对不可能被採纳的。对于反气候变迁者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于那些不信任气候变迁说法的人，更加深其认定气候变迁是受意识型态支撑的一种正当性，也让显现出今天的气候学研究如非是先入为主，就是有系统性的偏误。
想要藉着更有力的科学证据，消除气候政策意识型态上既有的分歧，不仅是不可能的任务，更是倒果为因。与认定科学能确知世界如何运作的根深蒂固信念相比，科学更为因变和包容。科学无法完全涵盖海洋、大气与社会间复杂的互动，往往留下许多可藉意识型态操作的空间，于是各种主张都可以有科学证据作为后盾。因此，只有在意识型态的分歧消除之后，科学才可能具有支持政策的效果。
已臻完美的科学
改正既有气候政策的关键，不是改组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也不是除去不够严谨的研究、惩处失职科学家，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科学，而在政治。
没有神奇的解决方法，只有几个可行的塬则。一个成功的气候政策，会考虑短期成本与短期可能获益的平衡。这些获益，可来减缓对于气候变迁的衝击，以及由能源科技创新所创造的财富与安全。如此一来，政府的措施是以提供公共财、提倡创新为目的，人民就较容易接受。而气候变迁的意象，也会从不计代价牺牲一切、才有机会存活的生存危机，转变成持续改善生活环境的契机。由纽约市气候调适方案的规划到中国积极在能源技术及市场的开发，都是很好的例子。
美国目前由于气候科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上的进步与否，必须仰赖理性保守主义者的意向。在此同时，自由派与温和派，也不应认定只有自己的主张才有科学根据。对有创意的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个展示领导能力的好机会，但目前的政治氛围下，实在很难期待有志之士的出现。倘若真有其人挺身而出，现在看来不完美的科学，将会成为支持行动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