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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背景而言，论战发生在世界性左翼思潮盛行的1930年代。1930年（昭和5年）8月，黄石辉首先在左翼色彩强烈的《伍人报》上发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主张「乡土文学」的内涵必须在内容上书写台湾，形式上则使用台湾话文以达成言文一致，引爆了将近四年间关於建设台湾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论战。其讨论议题之集中、参与人数之众、涉及媒体之广，都是日治时期罕见的。论战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由黄石辉提起後至1932年暂歇，以杂志《伍人报》、《语苑》、《南音》、《台湾文学》和《台湾新闻》、《昭和新报》、《台湾新民报》、《新高新报》等报纸为主要论战场域。第二阶段於1933年由貂山子（何春喜）〈对建设台湾乡土文学的形式的刍议〉（《台湾新民报》1933年8月29日）一文再次引爆，赖明弘发表〈绝对反对建设台湾话文摧翻一切邪说〉（《新高新报》1934年2月2日至4月29日，8回连载）而告中断，杂志《福尔摩沙》和《台湾新民报》、《新高新报》等报纸是主要的论战场域。论战场域的多元，显示了殖民地台湾报纸杂志的发达。两阶段的论战互有连接，却又不完全相同，而主要的论者大致上是重叠的。台湾话文支持者包括黄石辉、郭秋生、赖和、庄遂性、郑坤五、周定山、黄纯青、黄春成、黄得时、何春喜、李献璋等人。中国白话文支持者有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赖明弘、林越峰、赵枥马、邱春荣、陈卧薪、吴逸生等人。另外也有态度中立的张深切和主张用日文建设台湾文学的吴坤煌、刘捷以及日人小野西洲等加入战局。
这场论战主要讨论的内容包括：（一）对「乡土文学」定义的歧见。基本上双方都不反对「乡土文学」的内容要描写台湾，问题产生在对「乡土文学」认知的不同，而使得议论失焦。（二）选择用「台湾话文」或「中国白话文」以表现台湾文学，亦即关於书写工具的选择，这点後来成为论战的主轴。（三）如何建设、表记台湾话文，乃台湾话文支持者内部的辩论。关於「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概念与定义，在论战中时有交叠，虽然在黄石辉初倡时有将整场论战导向文艺大众化的可能，不过後来的讨论却朝向以「乡土文学」之名论「台湾话文」之实。因而论战的焦点逐渐集中在後两部分，亦即着重的是形式上的文字论，至於文学论反倒着力不多。
1930-1934年间，因双方的认知无法交集而使得讨论不能深入，加上台湾话文支持者未足以提出代表性的作品而使得论战不了了之。论战虽然造成了台湾文坛的对立，却也因此事件使得论者得以熟识，而促成了1934年5月6日第一届全岛文艺大会的召开，并催生了「台湾文艺联盟」。
对於这场论战的评价，语言民族主义论者将之视为台湾主体意识的抬头，或台湾与中国意识的分庭抗礼。但是，由於台湾话文与中国白话文论者的主张，是在共同尊崇汉字的前提之下，这个由共通汉字生成的模糊地带，使得双方不一定完全否定对方，而产生了日後合作的契机。另外，也有论者试图从近代化的观点指出，相较於语言文字的争辩，论战的重点其实在於通过阅读做为识字手段。这显示台湾人强烈追求近代化的慾望，并使得强调近代化功能性的日文得以取代汉字共同体下的台湾话文和中国白话文而後来居上。诠释的框架尽管不同，但都足以显示这场论战在台湾文学、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中文关键字： 乡土 , 论争 , 乡土文学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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