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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文化的丕变不仅催化台湾内部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评估，更加速台湾知识界和文化界对域外思潮以及文学着作的吸收。一方面，本土化运动的热潮使得许多台湾文学、语言、风俗、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文献资料大量出土，以口述、影音或书面的方式建档或出版，拼回以往破碎扭曲的文化记忆和历史真相。1990年代中期以降，台湾文学系所和台湾文学馆的相继成立更象徵台湾文学的建制化达成初步的成果。另一方面，台湾文化界对国际化的渴求带动各式各样的西方文学理论流派被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应用和争论。国际作家的文学创作大量地被引介讨论，在此间拥有广大的读者和文学影响。连近40年来在台湾销声匿迹的大陆文学在1990年代亦随着两岸的重启交流而成为热门，一系列重量级作家和学术研究的作品或是在台湾出版或是透过书商进口销售，大陆作家学者和出版商络绎来台参加学术座谈及文化参访。
内部的文化生态的调整加上域外文学和思潮的冲击，造成了1990年代台湾文学在内容意识和美学形式上巨大的转变，表现在当代文化艺术层面上的是摧枯拉朽、百无禁忌的创造力。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台湾处於旧秩序崩解、新规范尚待建立的一个混沌状态，政治与文化情绪的激动、混乱、狂欢、焦躁混合成变化万千的文学特质。面对文学创作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媒体也开辟书评的版面，由专业的阅读者执笔向一般知识大众评介导读每周的新书和国内、外书讯。这些报章和文学杂志上书评介绍的不单只是提供最新的书市出版讯息，透过文化媒体的筛选机制快速予以信息化和普遍化，对当代的文学的生产标举出典范，在文学正典化与知识建置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环节。
1990年代中期台湾资讯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一波的文学革命。个人电脑的普及化以及网际网路的兴起开辟出新的媒介平台。随着BBS讨论区、个人新闻台和部落格等个人化写作版面的开发，文字、 图档、 影音、动画自由地切入转换允许作者和读者更多互动互文的可能。资深作家和写作新手相继投入这块新兴领域。从个人文学网页的建置、到运用数位技术挑战文学表现形式、到成立网路联盟、以及从网路中累积经验和知名度的创作新手，网路文学已经成为1990年代後期最大众的文类。网路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书写和阅读形式，连带地开辟了另一种资讯传播和销售的管道。吊诡的是，随着数位化时代的冲击导致传统的文学阅读人口快速流失，平面媒体和文学出版市场迅速萎缩，1990年代後期的台湾文学的质量出现繁花开尽的疲态。
一、国外思潮和文学的翻译出版
1980年代台湾文化界开始热中於国际思潮的译介，随着几位理论大师的相继访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1986年3月，致力於引介当前西方思潮的《当代》杂志创刊，以傅柯（Michel Foucault）做为专题，紧接着的是第四期解构理论专题以及女性主义专号。1987年暑假，美国後现代主义批评家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和哈山（Ihab Hassan）相继应邀来台讲学，在台北的建筑界、艺文界与学术界都掀起一波波热潮，詹明信的《後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译在《当代》14期开始连载，结集出版以後，一年之内再印数次。1987年9月，标榜後现代和後结构批评的《台北评论》创刊。紧接着魔幻写实主义（Magic Realism）、女性主义（Feminism）、新马克思主义（Neo-Marixism）、後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後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种种西方文学创作或思想流派的大量译介和讨论，不断促发台湾社会和文化论述的质变。同一时间《人间》、《文星》、《南方》、《岛屿边缘》、《台湾新文化》等新兴人文杂志发刊，除了成为当时知识传递交流的管道以外，也直接提供反对运动实践的论述基础和发言管道。各色理论活络了整个台湾知识文化圈；布希亚（J. Baudrillard）、阿多诺（T. W. Adorno）、德希达（J. Derrida）各派理论大家的名号不但耳熟能详，一批新起的批评术语：书写、文本、论述、意符、意指、解构、颠覆、流动、断裂、去中心、不确定性、文本互涉、众声喧哗等，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与反对运动的批评框架、分析视角以及彼此间的沟通用语。从学术圈、公共传媒以及其他文化媒介中形成一个新兴知识。这种趋势到了1990年代以一种更有系统的方式在进行。几乎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议题，都有大量的、新翻译的专书陈列在整个书架。这波在学院体制内新兴的风气，几乎是即时地便感染到文化界与艺文圈。先驱者有黄凡和张大春不断地在後现代小说的论述基础上推出本土范例，罗青和夏宇则在後现代诗作上推陈出新，林燿德对後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推动更为全面，从理论批评上的宣扬到新诗和小说的实作上出版都有耀眼的表现。影响之深远除了包括尚是新秀阶段的平路，杨照、骆以军、邱妙津、成英姝、赖香吟、纪大伟、洪凌、张惠菁等1990年代的生力军都先後以後现代叙事技艺获得文坛注目。
对当时处於知识饥渴症状态的台湾社会而言，新思潮新观念无疑具有莫大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即便是学术性质的文学研究期刊《中外文学》，也於解严前後逐步翻译一些西方後现代思潮下的理论。刚开始这方面的文章所占的比重尚轻，1990年後突然大量增多。适逢台湾政治与社会性格转型，身分政治、认同危机或台湾历史的解构／再建构亦成为文本中常见的主题。西方文艺文化思潮和台湾内部社会论述彼此常有交集，同时也存在着对伺的紧张。廖咸浩指出，台湾民族主义虽然是一个最容易且直接可以用来对抗中国文化与政治霸权的策略，然而民族主义无法充分诠释後工业文化中愈渐复杂而流动的文化与政治现状以及身分认同危机。後现代主义的出现适为纷乱混沌的当代社会特性提供一个可行的解释架构。（廖咸浩，1999：110-25）然而这样的文化转向也同时引发本土身分的思索，一度引发陈昭瑛、陈芳明、廖朝阳、邱贵芬、廖咸浩等几位学者在《中外文学》上关於台湾当代现象是後现代或後殖民的文化争议。廖炳惠综合两者的争议提出颇为切要中肯的观察与解释。他认为199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从黑金勾结、金融风暴、国家认同、外交策略、族群资源、政治诚信、本土意识等等，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界的大师论述得以大量输入且快速着床的关键。因为西方人文社会学科里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环保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以及後现代与後殖民理论，适时地提供台湾社会松动旧权力体系的欲求以及寻找对话的管道，来理解台湾正在形成的新社会想像。因此，台湾在引进後现代思潮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清楚台湾与欧美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条件上的明显差异，「更应该关注的是台湾社会的具体欲求、对理论的挪用策略以及再诠释的历史脉络。」（廖炳惠，2001：55）
在这种国际化氛围下，国外名家的文学作品也比以往获得出版社更大的青睐，翻译作品的来源也从原来的美、日取向扩展到西欧、东欧、南美洲和非洲。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贾西亚?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和村上春树，更在此间引发强烈的共鸣，甚至带动本地许多创作者的私淑。除了引介世界文学的视野更加宽广、尺度愈益前卫多元，大陆文学的引进也刺激台湾作家进入前所未见的华文圈的写作竞技。1980年代中期以降，两岸从解冻逐渐往来频繁，多年来文化的隔阂与陌生使得台湾读者对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充满着好奇。台湾媒体陆续刊登出版大陆伤痕、反思文学，坊间书商亦开始从大陆进口贩卖简体字书籍。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对台湾读者造成莫大的吸引力。尤其适逢大陆文学在结束文革後进入建国後最成熟灿烂的新时期文学阶段，不管是寻根、先锋、新历史或新写实，老中青三代作家们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或共和国政治历史中汲取教训，甚或热切狂乱地从刚刚开放的世界文学中吸收养分，推陈出新的叙事技艺与思维角度对台湾作家来说无疑提供了另外的中文书写范例。早期的阿城、刘宾雁、张贤亮等相继来台访问掀起热潮，後期的莫言、余华、李锐、韩少功和王安忆不只是台湾艺文界的常客，他们的新作甚至在两岸同时出版，成为台湾学术界和文化界耳熟能详的作家，在台湾的现代文学研究里占有一定的份量。
二、族群历史身分的建构解构
伴随解严後政治势力与文化生态的调整变迁，以往以汉人男性思维和价值为主流的论述也转向了尊重族群差异的多元文化论述。外省、闽南、客家和原住民共称台湾「四大族群」的说法，从1990年代初期以後逐渐凝聚成社会上普遍的共识。每个族群都各自为建构族群记忆和历史的工程而努力，以族群经验或文化想像的文学作品也跃为1990年代文坛的主流。发轫最早也最显着的是原住民文学，原住民运动在1980年代台湾一连串台湾「本土化」的社会运动中趁势兴起，原住民作家也开始运用汉文书写原住民几经殖民的惨痛历史、长年被剥削压迫的社会处境，甚或是抨击汉族文化的强势侵略导致部落文明技艺没落并引发原住民在现代社会中的身分焦虑。1993年《山海文化》双月刊创办，卑南族的孙大川在〈山海世界—《山海文化》双月刊创刊号序文〉中呼吁原民文学从对抗性的面向导向对原住民价值的重新审视，以「山海」为主要依归的原住民文化代表了另一个台湾经验，回头学习原住民文化和传统。「对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单是空间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台湾「本土化」运动，向宝岛山海空间格局的真实回归；但一方面也强烈突显了人类向「自然」回归的人性要求。」孙大川认为这种返归土地传统的文学潮流不同於愈来愈来都市化、市场化走向的主流文学，也跟充满政治意涵的「台语文学」迥异，对於原住民文学以及整体性的台湾文学都有正面的发展。孙大川的宣言虽然未必即刻发挥影响力，却不啻预告原住民文学由1980年代的悲情控诉走向1990年代後期以生态环保和建构原民文化传统的文学转变。许多优秀的原住民作家陆陆续续崭露头角，如莫那能、瓦历斯?诺干、拓拔斯?塔玛匹玛、夏曼?蓝波安、阿、 霍斯陆曼?伐伐等各以新诗、小说和散文的形式让「原住民文学」成为1990年代台湾文学的生力军。
相较於原住民作家的能见度在1990年代的大幅增加，客籍作家一直是台湾文学中的重要成员，只是并未特意突显其族群身分。受到族群运动的影响，客籍作家也在1990年代初步勾勒出客家文学在台湾的发展脉络。1994年锺肇政编选《客家台湾文学选：小说卷上下册》，1993年黄恒秋编成《客家台湾文学论》後续於1998年撰写《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2004年则由李乔、许素兰、刘慧真编撰《客家文学精选集》出版，彰显台湾客家文化的重大贡献。许多作家也尝试书写客家族群的生活和历史经验，甚或以客家话进行创作。新诗方面有杜潘芳格、黄恒秋、范文芳、邱一帆、利玉芳、张芳慈等，小说方面则由锺肇政、李乔、锺铁民等人领衔。经过资深作家在1980-1990年代的呼吁及示范，年轻一代的作家如甘耀明已经卓然有成，隐然有传承客家文学的架式。
而原本就是文坛主力的闽南和外省作家对於建构自己族群文化独特性的努力也不遗余力。一部分的闽南籍作家致力於推动台语创作，包括向阳、宋泽莱、林宗源、林双不、林央敏、黄劲连、黄树根等人都为台语从文字化再提升到艺术化的实践交出漂亮的成绩；另一部分的作家则从福佬族群的悲情遭遇或家族历史入手，写出从唐山过台湾以迄日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种种折磨苦难和高压统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与美丽岛事件等解严前被禁止谈论的政治事件成为解严後文学创作热门的背景。例如陈烨的《泥河》（1989） 东方白的《浪淘沙》（1990）李昂的《迷园》（1991）、 东年的《去年冬天》（1995）本土运动的高涨伴随着族群意识的抬头甚或激化，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常被斥责为外来政权的外省族群认同上的焦虑。一向居於文坛主导地位的外省籍作家，不禁竞逐起历史诠释权而且强调流亡、离散或是居住在眷村的台湾经验，如萧飒的《返乡剳记》（1987）、袁琼琼的《半生缘》（1988）、苏伟贞的《离开同方》（1990）、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1992）《古都》（1997）、张大春的《没人写信给上校》（1994）、张启疆的《消失的□□》（1997）、郝誉翔的《逆旅》（2000）。一时之间各种标榜族群立场或家族历史记忆的叙事此起彼落，作家似乎肩负着扮演族群代言人的身分。晚近移居台湾的外籍作家亦从他们不同的迁移经历和身分认同的多重性增添台湾多元族群论述的丰富内涵，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张建忠、锺怡雯、陈大为等或是在小说、散文、新诗或评论上有优异的表现，全方位地组成一支文学劲旅。
三、边缘议题和文学实验
政治的松绑和社会风气的开放不仅允许以往弱势族群的发声，连带地使许多边缘的、争议的议题浮现台面。不论是强调解构主体性、去历史深度、身分流动多元，抑或者关注族群文化、重构国家与族群记忆、致力本土历史的挖掘与架构，都不再服膺於过往强调单一权威理性的伦理逻辑。除了各式高举族群身分和历史经验的大论述之外，女性文学、同志／酷儿文学也各自从性别、情欲或性取向的小叙述观点上挑战既有书写模式和意识形态。从1980年代开始引起重视讨论的女性文学在进入1990年代以後声势更为高涨，女性文学、性别议题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普遍获得学院的认可，许多中文系所相继开设相关课程，以此为研究主题的师生人数骤增。同志议题也突破以往欲言又止的文学禁忌，在1990年代大鸣大放，跃居学院、文学市场和影视媒介的新兴宠儿。邱妙津、曹丽娟、陈雪、洪凌、纪大伟皆以原为小众、边缘的同性情爱或以酷儿（queer）书写成为众多学术论文研究的对象。几项犹是上个世代具有另类、争议性质的议题大量地在文本中交互援用，激荡起波澜壮阔的文学浪头，进一步探勘情爱、婚姻、欲望、身体和性向的幽暗底层。
1990年代的台湾可以说是呈现了一种异议社会的气氛，充满着活力与无政府状态的文化艺术特性。当代文学百无禁忌甚且多元张狂的时代特质，通常挪用「众声喧哗」（heterog）反驳单音独鸣的语言观的概念，来描述解严以降丰富、多元、活泼并且难以划归的当代文学书写现象。王德威曾以朱天文、平路与李昂三位作家运用世纪末想像的书写策略，点出解严後台湾历史、政治、文化狂潮里激情放纵、颓废躁郁，既伤逝又迎新的时代氛围。「世纪末」与王德威译介的另一辞汇「众声喧哗」成了最广为学术界接受、解释1990年代台湾文学文化风格竞艳、多元纷杂甚至显得矛盾混乱的时代关键词。族群、家国、身分、性别、情欲、身体、离散、主体性等辞汇广泛地成为文化及文学论述里热门的术语。
小说内容题旨上的突破，导引形式大幅变异，实验性质强烈、风格前卫颠覆。「这个时期的小说除了吸纳、延续了现代主义及写实主义，又特别强调後设小说、私小说、反讽、谐拟、内心独白、双重声音或多音叙述、真实与虚构的混杂、魔幻写实、夹议夹叙、文类糅杂、表演性、拼贴。」标新立异的小众叙述、解整体、离中心、追求差异等反书写传统的文本以摧枯拉朽的姿态风起云涌，（自我）标榜具有颠覆性议题或解构性形式的文本蔚为1990年代声势最浩荡的文学主流。
四、文学体制化
解严後随着本土意识的抬头，台湾历史和文化的再建构成为民间和官方共同的任务，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议题成了台湾文学的核心主题。各地方乡镇也逐渐兴起成立地方文史工作室的风潮。地方文史工作室将自身的工作任务定义为是针对地方乡土人文发展过程中，寻找、记录、保存地方的文化资产，并以建档和出版的方式重新建立地方认同。许多文学性和文化性的杂志开始制作一系列的专辑，探讨台湾语言、民俗歌谣、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增加读者对台湾的认识。许多各县市文化中心或文化局不仅投入相当多的资源补助地方史料的整理建置，并且开办以书写该区域为主题的文学奖项，加强本土意象的再现和形塑。对於文学创作的潮流而言，以「地方」挂帅的文学政策可以突显地方经验与文化的特性，使得地区乡镇的景观文化得以在文字建构中慢慢形成清晰图象。文学史的编撰、文学经典的建构以及国家文学馆和台湾文学系所的成立更对1990年代文学生态产生显着的影响。
文学史的书写是台湾文学正典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步。1987年叶石涛撰写《台湾文学史纲》正式为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范畴朝向独立建制的方向拉开序幕。1991年彭瑞金接续出版《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1999年陈芳明亦於联合文学杂志上陆续发表台湾文学史研究篇章，立意建构一部更宏观多元的台湾文学史。2007年陈建忠、应凤凰、邱贵芬、张诵圣、刘亮雅5位学者也在合力编写出版《台湾小说史论》。不仅是整体性的台湾文学书写工程重要，1990年代中期以降区域文学史，包括《台中县文学发展史》、《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彰化县文学发展史》、 《嘉义地区古典文学发展史》、《苗栗县文学史》等，亦在县市政府的鼓励资助、学界和文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下撰写完成。台中县文化中心在1990年出版「台中县文学家作品集」10册，开启了地方文化中心整理出版县市作家文学风潮。民间出版社或受公立机关委托或自行筹设，纷纷投入丛书的编辑印行，尤其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作品的积极挖掘与出版。
应凤凰指出「台湾文学」在1990年代逐渐呈现体制化的特色。而这一连串体制化的过程从台湾文学学术会议的举办到台湾文学学科系所的设置，还有「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其责，台湾文学的教育、推广、规划、管理、指导等工作，渐次由政府拨款资助或接受国家行政管理表现出来。台湾文学系的设立，国家文学馆的筹备和开张都是具体实例。」此外，由两大报的副刊与文学社团、学术单位主办的台湾文学学术会议，在1990年代更如雨後春笋般举办。可以说从各种不同的子题和角度回顾整理了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1999年文建会委托联合报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30本，评选结果虽然引发一连串关於台湾文学的定义和评价的争议，但也间接地促成学术界对正典化议题的热烈讨论。2002年「国立台湾文学馆」正式於台南成立，更有系统地延续这股文学全集的风潮。《郭水潭集》、《吕赫若小说全集》、《张深切全集》、《杨守愚作品选集》、《杨逵全集》、《张文环全集》、《王昶雄全集》、《赖和全集》、《张我军全集》、《张秀亚全集》《龙瑛宗全集》《叶笛全集》《叶石涛全集》等重要文学家全集的问世，对台湾文学全貌的呈现有相当大的助益。
除了推动作家和作品的正典化，「台湾文学」的学术体制化在1990年代更有决定性的意义。1997年教育部正式通过淡水工商管理学院申请成立「台湾文学系」，两年後成功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研究所，几年之间公私立大学相继成立台湾文学、语言、历史系所达20多间，以台湾文学语言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不胜枚举。从台湾文学学术会议的举办到台湾文学学科系所的设置、母语教学以及乡土教材在国民小学教育阶段落实为一种体制性的实践，台湾文学的教育、扎根、推广、应用等工作，渐进地深入教育体系和文化机构之中。
五、文化媒介与数位化转变
1988年1月1号开放报禁，报业短期之间蓬勃发展，几年之间许多报纸陆续创刊，部分报纸增张或成立第二副刊的版面，文学创作也增加许多发表的园地。副刊版面除了延续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思潮的选刊介绍以外，最具指标性的改变就是书评版面的设立。《中国时报》「开卷」版从1988年创刊持续推动好书推荐的模式，逐渐建立起专业书评的制度和口碑。《联合报》「读书人」在1992年设立，以偏向介绍纯文学的书评属性区隔「开卷」的文化路线。大型连锁书店诚品亦於1991年发行以服务会员的书评双月刊《诚品阅读》并形塑出「阅读是时尚」的文化风气，1996年停刊後又於2000年推出《诚品好读》至2008年停刊。这些文学报刊杂志的书评版面，是知识市场开发的重要环节。它们不单只是提供最新的书市出版讯息，其中的选书和书评制度对当代的文学潮流无疑也有典范示例或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的选书与书评并非单纯只是中介者的角色，透过一套设计良好的选评制度，它同时扮演着文化资本的建构者和消费者。一方面主动邀请专家学者担任评审，挑选出当代的「好书」，并且透过专家学者撰写书评的初步监定，将学院专业训练所规范出来的品味间接形塑为媒体自身的品味。「书评」将学院与媒体、市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透过当代文化媒体的建置机制予以快速讯息化和普遍化。台湾的书评的格式与定位在1990年代以後建立了一定的制度和公信力。再加上现代文学的研究终於在1990年代逐渐於学院体系中建制，以前艺文与学院文章混为一炉的方式不复多见，书评和学术论文的规格、性质明显地分道扬镳。
随着电子媒体的兴起，台湾的电视频道从3家急速地扩增到百家，而数位化时代的来临更为平面媒体的发行量和内容形式造成文学阅读人口的迅速流失。众多报刊商业竞争的结果，1990年代後期各日、晚报的副刊开始出现相继停刊、缩版就是因应商品化、轻质化、视觉化的大众口味调整文学风格。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都会言情小品堪称其中成功典型，几米的绘本和图文书《向左走向右走》更造成市场上的轰动，两人的作品一路由台湾走红至对岸，成为学界里讨论的热门文化现象。
严肃文学的发表和出版益发艰难，许多写手转向网际网路寻求更宽广自由的空间。台湾资讯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一波的文学革命。资深作家和写作新手相继投入这块新兴领域。不管是从BBS「电子布告栏」讨论区、个人新闻台或部落格等个人文学网页的发声，甚或是组织成网路文学联盟，例如由须文蔚、杜十三、侯吉谅等人成立的《诗路：台湾现代诗网路联盟》或《双子星人文诗刊》，数位科技术赋予文字工作者跨媒介和跨国界的无穷可能，文字与图片、影音与动画互涉拼贴出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允许作者和读者更即时密切的互动。台湾文学的研究和文献资料也开始往数位化的方式建置专业化的资讯网，从作家个人创作经历着作评论甚或作品内容与影音档案都可以轻易检索。
网际网路的兴起不仅对文学创作和研究造成莫大的冲击，对於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亦有相当的影响。网路无远弗界的特性让出版社注意到庞大的商机，各大出版社纷纷成立专属网站扩大宣传行销通路，网路书店如博学堂、博客来等在1997年後开张争夺实体书店的客源。许多创作新手更先在网路上累积阅众，然後再获得平面出版社的出书的机会。「而众多行销活动中，最让人侧目者，莫过於小说家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长篇小说，在同年5月抢先於网路全文连载， 其後成为畅销书。紧接着一举成名的是在1998年出版《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网路作家痞子蔡，从电子布告栏的小说版一路红到书市。」（须文蔚）、接下来的藤井树、九把刀等由网路文学崛起的过程都是典型的畅销作家模式。数位文学的研究者也从早期的乐观期待转趋保守，向阳点出实体社会主导的资本、媒介、文化潮流已侵蚀了网路文学的多元性，虚拟的世界无异於真实社会的映像（林淇瀁，2001）。须文蔚也认为随着商业力量进入网路文学的场域，「原本强调纯文学、边缘、前卫、实验、社区与小众的内涵精神，一夕之间在『消费市场』导向之下，开始寻求新奇、耸动、情慾以及巧变为风尚之所趋。」整体观之，1990年代报刊的争鸣、电子传播的兴起以及数位科技的引进虽然变动了传统书写和阅读模式，开辟资讯传播和销售的管道，却也加速文学的分众化、小众化趋势。1990年初的繁华喧哗在世纪迈尾声之际已然现出黯淡萧索的迹象。
六、结语
从政治上的解严、文学形式和意识的大解构，以至学术体制内和文化媒介对台湾文学（史）及其评论的再建构，这个时期的文学生态大概是战後台湾社会最纷乱、也是最具创造力的阶段。各种叙述族群身分和历史经验的文本加上形形色色争议性的题材观点，突破台湾文学以前较为单一保守的关注和再现方式。全球化趋势引进大量的域外文学和思潮让本地的文化表现前所未有的缤纷热闹。网路文化与数位科技的兴起拓展了书写阅读和销售的模式，但在资讯快速传播流动的消费文化里，文学也无可避免地面临读者口味朝向娱乐性、消费性的发展危机。从198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初期，台湾文学在短期间历经了繁花怒放和体制化的空前成就，以及阅读人口的流失和纯文学市场萎缩的转型考验。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成绩亮眼丰硕，也为台湾文学在学院、官方和大众文化层面上的建制奠定初步的根基。不管未来台湾文学将如何在严峻的新挑战下再蜕变，从世纪末到世纪初的台湾文学现象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起点。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