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建忠。2007。《被诅咒的文学：战後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台北：五南。
- 黄英哲。2007。《「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後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麦田人文」118。台北：麦田。
- 台湾文学辞典试用版。http://www2.nmtl.gov.tw:8090。
- 林春兰。1995。〈杨云萍的文化活动及其精神历程〉。硕士论文，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文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台湾作家首先要处理的并不是文学技巧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新政局，及如何反映社会新变动。学习中国文化与语言外，文学界也积极想恢复被战火所切断的文学传统，重刊旧作是最快的方式。
1945年11月，《政经报》连载赖和生前未发表的〈狱中日记〉，杨守愚并在序中强调赖和的反殖民精神及对鲁迅的崇拜：「先生平生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於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
1945年12月4日，杨云萍主编的《民报》「学林」文艺栏重刊赖和的小说〈辱〉，并由「抗议」的一面加以介绍：「先生不只是台湾的代表文学作家而已，他生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卑鄙残暴，没有丝毫妥协，反抗到底，尤令人敬佩。」1946年9月15日，杨云萍在《台湾文化》第1卷第1期发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一文，除了称说：「赖懒云氏，此後他十年如一日精进，发表了许多的力作佳篇，成为台湾创作界的领袖」，以此定位赖和外，更强调台湾文学有台湾特色。
这波重刊与引介的过程里，强调的是台湾作家的气节，特别标举林幼春与赖和为代表性作家。1947年1月，《文化交流》第1辑〈纪念林幼春?赖和先生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幼春不死！赖和犹在！〉文中，杨逵说道：「我每次回忆到幼春赖和四个字，我便明显的看到这二位开拓者在鼓励着我们，光灿的灯塔似的诱导着我们。」
不过，战後初期局势的发展却是使人失望的。由於掠夺与贪污，使台湾作家标举赖和之名时，更具有一种抵抗「外来」殖民者般的认同政治。一方面强调赖和的民族气节以回应时代需求，另一方面藉赖和文学的特殊性来强化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这种论述的比对上，势必无法忽略台湾文学史从日治时期以来一直被消音、隐形的历史经验，从而必须注意这存在着高度相似性的论述结构。
二二八事件後，中国作家与文化工作者在官方扶持下掌控了绝大多数的媒体，由歌雷所主编的《新生报》「桥」副刊，在1948年4、5月间发生的一场台湾文学论争，部分中国大陆作家认为台湾是文学沙漠，试图以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来「指导」受殖民遗毒、奴化的台湾文学，其实也是中国中心主义者对边疆（台湾）文学的歧视心态，与政治上、文化上的歧视具有相同的优越统治心理。此时，赖和又再度被强调为台湾文学具有特殊性与主体性的象徵。台湾作家面对中国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指导心态，就如同面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外地文学论一样，做出了必要的反驳与自我定位。
1948年9月，吴新荣在《台湾文学》第2辑〈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一文中，刻意强调赖和的存在使台湾无文学的说词显得幼稚可笑，甚至还把赖和、鲁迅、高尔基（Maxim Gorky）予以并列，无疑具有高度的宣扬台湾文学传统的意味：「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赖和路线可说是台湾文学的革命传统，谈台湾文学，如无视此一历史上的事实便不足了解台湾文学。」
1949年5月，朱实在《台湾文学》第2辑的〈展望光复以来台湾文运〉一文，也同样批评光复後忽略台湾作家，且带来台湾文运的黑暗期；而赖和以降的文学家就是他援引的传统系谱。面对「台湾根本说不上有文艺」的说法，他反驳：「这不单忽视过去为了『民族自决』而拿笔斗争的赖和、王白渊、杨逵诸先生，而且忽略充满光荣史实的台湾史。因为台湾可歌可泣的文运是台湾可歌可泣的历史的产物。台湾文运的确有这种光荣传统，并不是光复後才发生的。」
学者林春兰的《杨云萍的文化活动及其精神历程》一文，以赖和为中心对台湾文学抗议精神、世界性视野等特殊性的提出，并视为对中国中心观点产生的反抗，其言颇可引为参证：「『赖和现象』…其意义在於重现原不容於殖民体制下的抗议精神主轴；这不仅是台湾复归中国後的『等路』，更是对於台湾过去的殖民经验一律统摄於『奴化观点』，以及『台湾有无文化？』的有力反驳。」
中文关键字： 赖和 , 光复 , 奴化 , 台湾的鲁迅 , 台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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