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横。1960。《台湾诗乘》。「台湾文献丛刊」64。台北：台湾银行。
- 余美玲。2008。《日治时期台湾遗民诗的多重视野》。「台湾系列」。台北：文津。
- 黄俊杰。2006。〈论东亚遗民儒者的两个两难式〉。《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3（1）：61-80。
- 王德威。2007。《後遗民写作》。「麦田人文」117。台北：麦田。
综观台湾300多年来的古典诗书写，虽有反抗新朝的孤臣孽子，比如一心复明的郑成功父子，以及随之迁徙来台的遗臣：王忠孝、徐孚远、李茂春等，在诗文作品中清楚地自我表述「义不帝清」的立场；藉着空间的迁移，建国海外，以移民／遗民的身分与清廷对峙（王德威。2007）。然而，经过时间的变迁，原初以「遗民」自居的明臣，却可能因时势的转移，逐渐与新政府产生良性的互动。以沈光文为例，他於1651年（顺治8年）漂流到台湾後，确实曾有许多浓厚的复国之思、怀乡之作；但是，等到施琅征台，东宁政权瓦解後，沈光文却与清吏季麒光等人交谊甚笃，季氏「为粟肉之继，旬日一候门下」的殷勤与礼遇，确实让沈光文的「遗民」立场开始动摇。
至於日治之後，自比为「弃地遗民」的李春生、王松、连雅堂（黄俊杰。2006），亦与新政权有着不错的互动关系。做为一个前朝之遗（或者说弃地的弃民），已回不去原有认同的政体。因此，和中国过去的许多文人士子一样，假如这个新的政权能以传统汉文化为主轴，则可以选择在政治上做某种程度的妥协。这不必然表示这些前朝之遗是变节的，而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在「仕」与「隐」的矛盾拉锯下，产生了若干的调整甚或妥协。这种现象，不独在台遗民有之；中国历代文人面对亡国之後的出处进退，也往往会产生这种两难式的抉择。因此，为「遗民诗」的内容做诠释时，不宜有一面倒的判定标准。
政治遗民诗意味着这些诗歌的作者明白地表达反抗新朝的立场，以坚定的态度拒绝新政府所安排的职衔，以及刚柔兼具的威胁利诱。郑成功的「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复台〉）、郑经的「王气中原尽，衣冠留海外。雄图终未已，日日整戈矛」（〈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都表现了坚定的抵抗意识。其中最可歌可泣的是清领前夕，书写〈绝命词〉而後从容殉国的宁靖王之作：「艰辛避海外，只为数茎发，於今事已毕，不复采薇蕨。」 明代遗民在台湾的一页沧桑史，至此告终。至於日治之初，台湾也有许多基於民族大义不肯屈从的文人。比如八卦山之役，奋勇战死的余姚吴彭年，有诗云：「乌江羞渡八千旅，孤岛坚存五百身」，其慷慨赴义之思，固已溢於言表（连横。1960）。此外，亦有部分文人参加武装抗日行列，於事已不可为之际，各自选择不同的人生归趋，或避难中国，终究埋骨异乡，如许南英、丘逢甲；或从此闭门不出，以遗民终其生，比如洪弃生、许梦青。透过诗歌作品，他们强烈地表达了亡国遗民之悲：「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做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丘逢甲，〈离台诗〉）、「汉家既任珠厓沦，扶余岂易虯髯起……既睹时艰足蒿目，每闻时事辄塞耳」（洪弃生，〈次梁任甫与林家诗〉）都表达了台地文人面对政权转移的极度悲痛无奈，及其强硬不肯妥协的姿态。
在立场鲜明的遗民诗书写之外，另有一群文人，虽也有反抗新朝的态度，但是在时局的变异或社会的迁移下，慢慢地接受新政权统治的事实。他们改称新的统治者为「圣朝」（沈光文），或「我国」（吴德功），改以新统治者的眼光看自己的「故国」。但，在诗文作品中，却又不断强调自己做为「文化遗民」的痛苦。缘於各种因素不得不妥协的文人，其实在与新朝的互动中还是有个别差异；甚至同一位文人，因日本统治日久，在执政者高压兼怀柔政策下，呈现了从反抗到倾斜的思想轨迹。「沧海遗民在，真难定去留；四时愁里过，万事死前休。」这是王松极痛苦而绝望的心声。在绝望中，有人弹性地选择了表面虚应的方式，藉此传承汉文化的命脉，比如吴德功担任国语（日语）学校教师、陈怀澄担任鹿港区长……看似纳入日本的统治体系，但他们还是经常透过诗歌作品，在朦胧暧昧之中表达日本殖民统治下悼亡伤逝的无奈感伤，以及延续汉文化的理想：「编简被断残，吾道斯已矣。化灰付川流，令人心欲死。」是吴德功面对汉文化饱受摧残的忧伤（〈白螘〉）；「何日汉家高筑受降城，尽驱胡虏随鞭策」，则是陈怀澄藉着〈青城哀〉的课题表达光复汉家的期待。
中文关键字： 明郑 , 清朝 , 日治
英文关键字Ming Dynasty , Ching Dynasty ,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