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知悌。1976。《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小草丛刊」10。台北：远行。
- 唐文标。1976。《天国不是我们的》。「文化丛刊」。台北：联经。
- 颜元叔。1978。《社会写实文学及其他》。「巨流丛书」A21。台北：巨流。
- 蔡明谚。2002。〈龙族诗刊研究：兼论七○年代台湾现代诗论战〉。硕士论文，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1972年关杰明对叶维廉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55-1965）》表示异见，遂在《中国时报》「海外专栏」（1972年2月28日）发表〈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一文，当时并未立即引起广大的讨论，仅有洛夫去信表示关心，及周宁在《现代文学》47期（1972年6月），发表〈一些观念的澄清〉，针对关杰明批评现代诗缺少「民族的声音」，感到赞同与欣慰。同年9月，关杰明再度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幻境〉，讨论现代诗语言的晦涩，文中直接点名批评洛夫、白萩、叶维廉、商禽、郑愁予、叶珊、纪弦等人的作品，指出诗人精神不在家的问题。此文引来诗坛正、反双方意见的论辩，其中史君美（唐文标）、李国伟、颜元叔等撰文，从各个层面探讨现代诗的弊端，相应於关杰明的论点；《创世纪》31期（1972年12月），则刊出〈关於「中国现代诗总检讨」〉专辑，大力抨击关杰明的说法，此次战火，掀起1970年代「现代诗论战」的高潮。
紧接着，唐文标於1973年发表了4篇文章，分别为〈什麽时代什麽地方什麽人〉（《龙族评论专号》，1973年7月）、〈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文季》创刊号，1973年8月）、〈僵毙的现代诗〉（《中外文学》2卷3期，1973年8月）、〈日之夕矣：献给年轻朋友的自我批评〉（《中外文学》2卷4期，1973年9月）等，被颜元叔称为「唐文标事件」。唐文标指责现代诗缺乏「现实感」及现代诗人的「贵族心态」，并全盘否定《诗经》、《楚辞》之外的中国文学发展，重新肯定「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与现实意识。这样的论点，遭受各方的反击，如颜元叔〈唐文标事件〉（《中外文学》2卷5期，1973年10月），指唐文标为「社会运动专家」，「是从社会看文学，而非从文学看社会」；余光中〈诗人何罪？〉（《中外文学》2卷6期，1973年11月）更宣称唐文标具有左翼色彩，是压迫文艺自由的发言人，另外，论战之後《主流》、《中外文学》、《创世纪》也以「专辑」检讨、反击「唐文标事件」。「关唐事件」至此，诗坛呈现一面倒的现象，原本对现代诗的精神及语言的探讨，又再度被模糊焦点，致使台湾现代诗的写作，又返回现代主义诗风的路线，一直到等到1970年代中叶之後的「乡土文学论战」，文学表现形式的问题才又有更进一步白热化论争。
中文关键字： 民族 , 西化 , 现代诗论战 , 现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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