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心灰意冷之余，回到汴梁城，不久病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高俅并没有卷入徽宗、钦宗父子相疑的内讧之中，得以寿终正寝。与蔡京、童贯等人的下场相比，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总的看来，高俅大节无亏，庸人之资却因缘际会窃据高位，为后人诟病也是情理之事。
高俅在掌握军政大权时候大肆贪腐，不去琢磨着如何提高宋军的战斗力，反而将军营改建成私宅，还将禁军将士当作自家仆役苦力，导致军政不修、纪律废驰，战斗力下降。当女真军兵临汴梁城下时，城中十余万禁军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汴梁城防在女真军的攻击下易手。二帝北狩，北宋覆亡，高俅确实难辞其咎。
但在北宋末年政治逸豫、腐败的大气候下，换什么人主持军政，也于事无补，无法挽救宋王朝的覆亡命运。《水浒传》那样埋汰高俅，无非是彰显“乱自上作也”。
或曰：众口铄金之下，高俅成了将林冲逼上梁山的罪魁祸首，从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留下了骂名千载。施耐庵如此处理，其原因早就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原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试若高俅这厮活在当下，率领国足冲出亚洲，勇夺世界杯冠军，任命其掌管足协，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换个技术型官员去管理，总比外行指手画脚瞎哔哔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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