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和议”
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史弥远实际掌权，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签订宋金和议，史称“嘉定和议”，由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这是以往和议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这宋金议和史上最为屈辱的和议，引起朝野不满。“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这番话，可说是当时舆论的代表。史弥远的丑行，实是与秦桧不相上下。
矫诏立理宗
由于韩侂胄是被伪造的密旨杀死的，史弥远没能公开以此居为首功，只微升为礼部尚书，但已掌握实权。嘉定元年(1208年)正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为右丞相。十一月，因母丧丁忧。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相擅权时期。
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卫国公，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1220年)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跋扈十分不满，想在即位后远贬史弥远。但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耳目所告发，史弥远就不时地在宋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以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未能得逞。
于是在嘉定十六年，史弥远收买当时只是九品小官的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宋宁宗去世时，废皇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昀(贵诚)为帝，为此派他兼任魏忠宪王府教授，作为赵贵诚的老师。郑清之后虽数次升官，但兼任赵昀老师之职不变。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
同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派人“夜召昀入宫，后尚不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但杨谷等说明，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立赵昀为帝，“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杨皇后在沉思很久，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从此，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取代了由宋孝宗开始的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的帝位。
治国遭非议
史弥远在治国上颇遭非议的原因，一是政治上主和，二是经济上没有振兴。
史弥远两朝擅权二十六年，独揽朝纲，大权在握，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人民则疯狂掠夺。他还大量印造新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嘉定用兵，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绍定五年流通量竟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使会子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处在破产的边缘，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急，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毫无价值。
会子问题
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南宋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它是绍兴三十一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这次会子的发行，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会子采用铜版印制，面额分为一贯、二贯、三贯三种，隆兴元年又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会子仍然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最初的会子并未限定发行额，也没有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共印二千八百多万贯，支取回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万贯，民间尚在流通的有九百八十万贯。因为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会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价收购会子，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由于人数太多以至形成挤兑风潮，惊动了孝宗，孝宗迅速以府库所藏银钱回收会子约有近五百万，而民间尚留有四五百万继续使用流通。说明虽然发生了会子挤兑风潮，但是由于官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维持会子的信用，加之民间也的确存在对轻便纸币的需求，所以会子在以后得以继续的发展。乾道五年，会子改为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之后会子的发行数有所增加，不过由于准备金充足且发行量也未至滥发程度，遇到会子贬值就马上“秤提”回收防止恶性贬值，所以会子维持了较高的币值。后来会子越发越滥，流通数越来越多，至开禧年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七千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四千七百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从中可知会子的贬值非一朝一夕，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贬值也是必然的。当然嘉定年的政治、经济更值得进一步作仔细研究。
在政治上看，主和不得民心;从经济上看，物价上涨，会子贬值不得民心。“与金人战、使会子不贬值。”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和要求，或者说这是在南宋任何时候都能适用的普遍真理，但如将它与某一时某一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看，那就值得商榷了。如果用普遍真理去指导特殊问题，则不一定能得到很好解决，同样用人们一般情形下的普遍心理，去观察特殊背景下的事，难免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
史弥远颇遭非议的还有用人问题。他以宣缯、薛极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是史弥远最亲信的人，人谓之“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之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人称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都遭窜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