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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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
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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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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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泰昌和天启两个年号就重叠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泰昌帝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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