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痼疾，也是历朝历代极力想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腐败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与古代反腐制度机制本身存在的深刻内在矛盾。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反腐经验，其中成败得失，至今仍具有借鉴与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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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加薪促廉”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后，戾太子及其子女皆蒙屈而死，唯有尚在襁褓中的刘询幸存下来，但从此流落民间，直到十七岁时被霍光等迎立为帝。由于从小在民间长大，汉宣帝深知民事艰难、闾里奸邪以及吏治得失，深知百姓对于政治清明的期盼。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特别是大力整饬吏治，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宣帝时期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
那么，汉宣帝是如何治吏的呢？出人意料，汉宣帝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20多级，越在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低级官吏，还不像高官重臣，时不时能得到朝廷赏赐，如果仅靠薪水养家，难免有衣食温饱之忧，因此，若是有什么“侵渔百姓”的现象，怕是也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说，汉宣帝从小在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疾苦，在他成长过程中，恐怕没少见到百姓受基层官吏盘剥勒索的情景。与此同时，他又清醒认识到，这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小吏，拿着微薄薪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光靠道德说教，或者靠汉武帝时期那种严刑重法，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难矣”！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这些基层官吏安于职守，廉洁奉公，除了严厉惩治腐败外，还必须给予他们宽裕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从百姓身上捞油水、找回报。
以怀着对百姓的感情为出发点，最后却落在了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而驰，却深刻体现了汉宣帝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特别是将加薪对象限定在基层官吏上，说明汉宣帝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而非滥用国家财力。
当然，汉宣帝治吏，除了加薪还有许多手段，而加薪也并不必然促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还需要系统的配套措施，不是简单一个“加薪”所能解决。原因在于，仅有高薪而没有其他监督制约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着高薪的官员们早已忘记国家当初推行高薪的初衷，而将其视为理所应当。清代前期延续了明代低薪养吏的政策，直到雍正推行“养廉银”制度，才正式承认和给予官员丰厚的收入，但“养廉银”制度最终也还是不能满足大小官员欲壑难填的胃口，没有革除晚清吏治黑暗的痼疾。
王莽“道德反腐”
王莽在历史上一直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不过，如今也有人认为，王莽的治国政策，恰恰最符合儒家“王道乐土”的理念，甚至有人将他比作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人物。而王莽的失败，也恰恰说明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王莽当上皇帝后，由于帝位来得不太光彩，“欲震威以惧下”，于是外兴战事、内乱制度，上疑大臣、下扰人民，短短几年时间，就使西汉承平之业变得千疮百孔，百姓颠沛流离。面对混乱局面，王莽以国家尚未安定为由，下令“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就是说，停发了所有官员的工资。接着又颁布诏令，对改革官员俸禄制度提出了他的构想：“古时候，如果遇到年岁丰收就增加俸禄，如果遇到歉收时就减少俸禄。如今不妨也制定一个标准，依据时节好坏，核发官员俸禄。”
王莽这个构想，与今天有些人提出将公务员工资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挂钩的建议可谓不谋而合，既契合古制，又颇具现代理念。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统计手段下，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这么一个计算丰歉多少的标准，结果是，各级官员最终还是领不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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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官员领不到工资怎么办？可想而知，“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焉”。而看到大小官员丝毫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丝毫不以国事为重，丝毫没有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情怀，王莽愈加恼怒，进而下令，对贪污受贿官员“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并动员鼓励小吏告发上司、奴婢告发主人，冀望以严刑酷法杜绝腐败。谁想腐败却愈演愈烈，百姓也越来越不得安生，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短暂的新莽王朝轰然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