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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记述在《满洲实录》中还有“太祖四骑败八百兵”、“太祖独战四十人”、“太祖善射救旺善”、“太祖富尔佳齐大战”等等，记录了努尔哈赤“开创艰难自大东”的种种历程。当勇武的领袖遇到善战的兵士，战斗力便自然地得到激发。据学者考证，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两次征乌拉时，仅在乌拉城下便损兵115人，但“诸王臣军士皆奋勇冲击”、“两军之矢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八旗兵士气之盛，可见一斑，连驻守辽东的明军将领也不得不称赞说：“其来如骤雨，去如飘风。”
四两拨千斤的谍战运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直被奉为用兵圭臬。《孙子兵法·用间篇》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简言之，要依靠间谍来获取敌方的情报，而善于进行谍战正是努尔哈赤用兵的另一特征。
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曾派出大量哨骑频繁往返于明边之间，收集情报并第一时间传递回后金，以致明军还未出动就已泄露师期。山西道御史冯嘉会事后奏言：“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在在设伏，三路败衂职此之咎。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在得到明军准确动向后，努尔哈赤又接受了降将李永芳的建议，采用“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仅用四天时间便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进攻明朝边关开原时，他再次派出大量谍报人员对开原城内虚实进行侦查，详细了解守军情况。前方送回的情报显示，推事官郑之范“赃私巨万”、素失军心;城中“马食菊杆，一日而倒伤二百四十九匹”，军心涣散;并且守军习惯在离城草茂之处喂养马匹，故而城内空虚。努尔哈赤随即乘虚而入，全取开原。曾任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
在收集情报的同时，努尔哈赤还非常重视对明军将领的策反工作。在开原，收降千总金玉和、王一屏、戴集贤、白奇策等人;在铁岭，有参将丁碧“开门迎敌”;在广宁，李永芳使出“谍中谍”的本事，成功策反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心腹战将——中军游击孙得功，后者不但主动投诚并献出了辽西重镇广宁，还差点儿将自己的老上司也一并献给后金。在谍报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努尔哈赤可谓深谙其道，而他最得力的“特工”恰是深知明军底细的降将李永芳。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任预备，守抚顺，天命三年(1618年)降归后金，随即被任命为三等副将，统辖收降的抚顺及东州、马跟单二城降民千户，并娶贝勒阿巴泰的长女为妻，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开始投身于努尔哈赤对明情报和策反的工作中，宛然是四百年前游走于明清(后金)之间的“伪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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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命五年(1620年)起，李永芳便率领轻骑活动于辽沈一带，发榜招降、动摇明朝军心，并且成功诱使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度误以为他有弃恶从善之心。据明户部负责辽东军饷事宜的官员傅国在《辽广实录》中的记载，当时的沈阳守将贺世贤素与李永芳交厚，在其坐吃空饷被上司觉察之际，竟为避免丑事暴露不惜引敌自救，“数密请李永芳引虏亟入”、“连三日三请，而李永芳果以虏大入矣”。双方激战时“李永芳购炮手千金，以沈城大炮击川兵”，再次加速明军的溃败。
此外，李永芳按照努尔哈赤的要求积极为后金政权建立情报队伍，广泛利用各种社会和家庭关系从事策反和情报工作。他的眼线遍布辽东各城堡、马市、海陆交通要道，甚至直接派人到北京长期居住搜集情报。据《抄本明实录》所载，万历、天启年间因充当后金间谍而被明朝逮捕、杀掉的就有杜茂、王懋芳、傅应春、王世杰、马承林、武长春等人。其中马承林“系李永芳儿女亲家”，武长春“系李永芳之婿”，在北京潜伏时间长达九年(1618—1626年)。
当然，李永芳的策反、劝降任务也有铩羽之时，如清河守将邹储贤、辽东巡按御史张铨、西平堡副总兵罗一贵等人都曾对他怒骂不已。另一方面，虽然李永芳为后金的谍报工作尽心竭力，但仍不能取得女真人的真正信任，又加之谍战中虚实难辨的工作性质，这位籍隶正蓝旗汉军、身加三等子殊荣的“抚顺额驸”，仍不免被编入《贰臣传》的宿命，真可谓“满面威风满面羞”。
当然，努尔哈赤可圈可点的军事才能并不仅此三处，晚年兵败宁远的教训也足称惨痛。但在长达44年的戎马生涯中，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得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多次取得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与他善用智谋、重视谍报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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