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商鞅是秦国的改革家，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为了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法律的监控下，商鞅身先力行，保证了每一次赏罚的分明。
商鞅变法时无论是奖赏还是刑罚，秦国都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的，绝对不会出现所谓虎头蛇尾的现象。斩获了敌人的人头，就等于看到了爵位、田宅和金钱，绝对不用担心政府不讲信用，给他们打白条，不兑现承诺。而违法犯纪的人，就等于看到了皮鞭和刑具，甚至是血淋淋的鬼头刀，无法存在丝毫的侥幸心理。
网络配图
据说，秦国每打完一次战争，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处理善后事宜。这里所谓的“善后事宜”，不外乎奖赏那些有军功的人，处罚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军功需要衡量大小，而参考标准就是斩获人头的数量。具体的做法是：把所有斩获的人头公开展览三天，查对三天，确定无误后，再由将军把获首将士的名单报请主管大夫颁奖“劳爵”。
让我们想象一下秦国战争结束以后展览、查验人头的场面吧！所有的人头全部摊摆在操场上，呲牙咧嘴，血腥冲天，要是恰逢夏季，人头还可能腐烂发臭，引来苍蝇和蚂蚁。然而，在今天我们看来令人发指的头颅，在当时的秦国士兵看来，不仅已经司空见惯，而且还视若珍宝。别忘了，一个人头就是一级官爵，那是用生命换来的粮票。家中的父母、妻室和儿女，都在望眼欲穿，指望着这几颗人头糊口呢！正因为此，秦军将士从斩获敌首时起，直的展览、查验完毕以后，都会与这些血淋淋的人头形影不离。
说到这里，有一点让今天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两军交战，刀枪并举，生死也往往系于一招一式、一差一错，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而秦国的士兵，在斩杀敌人以后还要俯下身子去割敌人的头颅，然后再拾起来将人头系于腰间或缚束于背后再去继续参加战斗。这个动作即时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不禁要问：疾斗之中哪有闲暇去完成这些个附带的小动作呢？而对方的敌人，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士兵完成这个动作以后再去与其交战。徒步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些车乘骑马的就更难以想象了。难道他们每杀一个人还得下车下马？
网络配图
何况，当时“尚首功”的也不仅仅是秦国一家。我们前面说过，齐国、魏国的士兵也是以敌人的人头作为回国领取奖赏的凭证的。至于其他几个诸侯国，史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大体估计也是如此。试想，战争结束以后，战场上剩下的都是一些横七竖八的无头尸，场面何等的惨烈！打扫战场的时候，辨认敌我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各国军士的服饰不一，穿戴也不一样。但是，在那些无头的秦军尸体中，又有谁敢保证这些人的头颅都是被敌方军士割去了呢？难道就没有被自己的战友割去脑袋去冒功的可能？当然有。
正因为此，商鞅才要求必须仔细查对三日。而且，这个活动是严格按照程序透明进行的，任何人都不得搞暗箱操作，虚报战功。为了防止弄虚作假，朝廷还会派出“国正监”和“正御史”对战功的统计工作进行监督。“国正监”和“正御史”的权力直接来自朝廷，不受军方的羁绊，和地方官吏也没有利益牵涉，所以参与此项工作比较公正。发现瞒报、谎报者，可以立即制止，并对图谋不轨者进行严厉处罚。即使是将军，也不例外。而且，“国正监”和“正御史”还对军功统计工作的进程进行监督，不能拖得时间过长。该受奖者，必须让其立即看到实惠；该受罚者，立即正法，严明军纪。将军把获首将士的名单报上去以后，将士所在县的官吏一般要在三天之内兑现“劳爵”。超过三天，“国正监”和“正御史”就有权力将该县的四名主管官吏交付丞尉惩治办罪。
展览三天，查对三天，而后兑现“劳爵”又需要三天。也就是说，如此浩大的统计工程要在九天的时间内全部完成，效率之高，就算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因为个中的工作绝不是统计几个数字那么简单。里面还会牵涉很多问题。比如，军功的换算问题。我们前面说过，战场上的军功是可以用来折算的。一个士兵如果既立有战功，又违法了军纪，就要按照军法进行折算，看看他是应该受赏还是受罚。还有，有的士兵可能还会放弃军功以回赎卖身为奴隶的亲属。这些工作也要在这三天内一并完成。而商鞅的新法就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讲信用，还要及时，马上兑现。
网络配图
这就是“法治”的威力。每个人都处于了法律的监管之下，没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即时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处于彼此的制衡和监督之中，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保障了法律充分彻底地贯彻。何况，说他们有权力，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当然，任何法律都是硬性的强制性规范，不可能将世间万象全部穷尽。正因为此，自从有法律那一天，就有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