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和曹操都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的形象却由于不尽相同的社会原因，同样地受到严重的扭曲和丑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成王败寇”的文化心理使然)，毋宁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尚书圠牧誓》篇列举殷纣王罪恶尚能比较“属实”，到了陈琳的《檄州郡文》，则对曹操进行肆意诋毁，这表明后世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恰恰可以印证孔子所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檄文这种文体在中古时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在认知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仔细考察，更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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