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多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军旅出身的宋朝开创者赵匡胤决定，从制度建设上终结武人的时代。
对五代十国，欧阳修有过一个统计：“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也就是说，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杀的皇帝有八个，其中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甚至三四岁就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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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决定一切的世界，实在太让人绝望了。费尽心机得来的荣华，转眼又成泡影。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胜利者。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头子来进行竞争。
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
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赵匡胤把禁卫军的最高统帅权一分为三，变成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称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帅”三足鼎立，谁也无法独立掌握禁军。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就是说，这“三帅”平时可以训练和指挥禁军，但是没有权力调动禁军。调动权归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没有枢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别想调动一兵一卒，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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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将排除在最高权力中心之外。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自觉低人一等。《宋史·曹彬传》记载，即使是曹彬这样位居枢密使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命车夫“引车避之”。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970)，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
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991)到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全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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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后来发展到了这样可笑的程度，以至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宋会要辑稿·刑法》载天禧五年诏曰：“神社枪旗等严行铃辖，如有违犯，内头首取敕裁，及许陈告。”
被史书中的刀光剑影吓破了胆的宋代皇帝对武器的提防，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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