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庆远先生在《明清史辨析》认为：皇四子胤祯(即胤禛)是在康熙诸皇子极其激烈复杂的倾轧斗争中“投康熙所好，逐渐取得康熙的信任，在康熙临终前取得了遗诏命其继位的胜利，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
李国荣、张书才先生在《实说雍正》中，找到“康熙帝传位给胤禛的一些迹象”，认为：“胤禛是康熙帝临终指定的皇储，他的继位是‘合法’的，并非野史中所说的篡位。”
二、我对康熙遗诏的真伪与雍正继位问题的看法
胤禛是否矫诏得位，两个多世纪以来，史家看法不一，但无论是“矫诏得位”，即篡位说，还是合法继位说，他们在论证中虽都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以资佐证，但谁都找不到可作为人证、物证和旁证的确凿依据，而只能使用诸如“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迹象”等用语。“迹象”虽然不能作为评判雍正继位合法与否唯一的证据，也不是过硬的证据。但是，依据唯物史观，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现象，实事求是地分析雍正继位前后的“迹象”，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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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清圣祖康熙帝临终前，是否留有“遗诏”?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个“康熙遗诏”?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完全可以说，康熙帝终其一生，未留有遗诏。
翻开清廷入关后皇位继承的历史，就可知道，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临终前，召见了四辅政大臣宣布传位康熙。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临终前也是召见朝廷重臣宣读传位遗诏的。唯独康熙帝临终前召见几个皇子和隆科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满族原本无立储之制，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生前也未立太子。康熙帝于康熙十四年(1657)仿效汉族封建皇帝的作法，立年方周岁的嫡长子允礽为太子。但允礽长大后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为康熙帝两度废黜。然而，在康熙帝两次立废太子期间，诸皇子纷纷与朝廷重臣结盟，扰乱朝纲，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也使康熙帝身心不宁，十余年不谈立储之事。康熙五十二年，他针对大臣们一再请立太子一事，下谕旨说，诸皇子虽学问见识都不落后于人，但长成后俱拉帮结党，各有所为，现在立太子，恐难以控制局势。这表明了康熙帝在立储问题上是持相当慎重态度的。实际上，从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他始终未立储君。
康熙五十六年底，康熙帝特别召见了诸皇子及满汉大臣，向他们宣读了自己准备十年之久的谕旨。该谕旨明白无误地充分表达和倾吐了自己不立储君、不留遗诏的肺腑之言：“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叮咛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这就是说，尽管他明知“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但经过两次废立太子磨难的康熙帝，在此后的日子里，惟求“得终于无事”，不再谈论立储之事了。这恐怕就是康熙帝临终前曾在单独召见胤禛时却避而不谈立储的缘故吧。再从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所汇集其有关谕旨来看，康熙帝临终前只是“面谕”七皇子及隆科多传位于雍正，并不存在任何笔录的传位遗诏。其次，无论是雍正篡位说，还是其合法继位说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对“康熙遗诏”予以否定，也说明遗诏之事确属子虚乌有。
既然不存在康熙遗诏，那末，康熙帝就真的听任诸皇子勾结朝廷大臣争夺储位，而不理会立储大事吗?也不是。按常理推测，熟读史书的康熙帝心目中一定会随时伺机寻求皇位的意中人。也就是说，清廷立储形势是随着政局的突变而变化的。果然，这种时机不久还真的到来了。这就是康熙五十七年准噶尔的入侵中原事件。该事件发生后，康熙帝于当年任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准噶尔。正如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王锺翰、许曾重、杨珍所指出的，由于这次战役关系到清廷的安危，所以大将军的人选自然应当是康熙帝所最信任的皇子，允禵能荣膺此任，再加之日后如军功显赫，得胜班师，其对清廷的贡献必然在诸皇子之上，那么储君之位非其莫属。难怪有些王公大臣，在允禵就任抚远大将军后，就已经将他当做储君看待了。这当是康熙帝的如意算盘。不料，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康熙帝突然病逝，一言未留。在诸皇子和朝廷大臣毫无精神准备的形势下，在畅春园担任康熙护卫的隆科多却首先得到了确切消息，并迅速传递给自己的主子胤禛。
经过紧张的策划，原本在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表面上是一个“富贵闲人”，实则在韬光养晦，暗中积极积聚力量的胤禛，终于形成了内依隆科多、外恃年羹尧的强大的政治集团。他在圣祖病重时，依靠这个集团，充分利用了“康熙帝始终不曾宣布皇位继承人的事实”，出奇不意(不必管他是否依恃阴谋诡计。因为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室内部的斗争，无一例外地隐含着谋杀、谋夺等阴谋手段的)迅速地夺取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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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现有史料来看，雍正继位也确实存在着其他很多疑点。例如，《大义觉迷录》一再宣扬康熙临终前说雍正“人品贵重”，令其继位。实际上，雍正在康熙后期诸皇子争夺储位中大耍两面派手法，引起其父康熙帝极大不满，说其“之无情险诈，似远出诸阿哥之上”。对于这样的人，老练的康熙帝怎么会把皇帝宝座让给他呢?再从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大肆攻击和诋毁自己的同父同母兄弟允禵的言论来看，也从反面暴露了其夺权的不择手段。
而最能说明雍正合法继位疑点的证据，却是雍正本人对圣祖之死以及他接受“传位遗诏”情况的叙述。雍正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康熙帝在畅春园静养，命其代祀南郊，于斋所致斋。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急招雍正。雍正未达之先，康熙帝命诚亲王允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及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共八人，谕令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等到雍正抵达畅春园后，康熙帝只告诉他自己病情加重，雍正也只“含泪劝慰”。当天夜里，康熙帝去世，“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雍正得以继位。对于雍正的这一自我叙述，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一文作了详细而又缜密的剖析。他说，从允禩、允禟在雍正继位后的愤怒、惊讶心情和其他一些事实来看，除隆科多外，其他七人都未听到传位遗诏，都是由在康熙帝心目中无任何地位而确是雍正亲信的隆科多转达的。又如，康熙帝临终前召见诸皇子和雍正的亲信隆科多宣读“遗诏”是不合清朝法制的。再有，最令人不解的是，康熙帝在向允祉八人宣布立雍正为帝后，对后到的雍正仅告以他自己病情加重，却闭口不谈已定其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而此话正源自雍正之口。这就很说明雍正的“合法继位”大打问号了。揆之史实，许曾重的分析是精当的，完全站得住脚的。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雍正帝继位后一再宣扬自己如何孝顺康熙帝和母后，但他生前不仅逼死生母皇太后，而且又不合逻辑地把自己的陵墓建在远离景陵(康熙帝陵)几百里的河北易县。这恐怕说明，雍正帝陵址的确定是一生信佛的他担心身后受报应而选择的一种办法。二是雍正、乾隆二帝对《大义觉迷录》态度的截然不同。雍正对反复为自己辩解的《大义觉迷录》非常重视，将其颁布到全国各府州县;而乾隆刚一继位，即宣布收回此书，有私藏者罪之，说明乾隆帝对其父雍正帝辩解的苍白无力心里是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