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河南女教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辞职信的走红，与辞职有关的话题日趋热门，一度高居大众话题的头条。如此优雅又率性的“说走就走”，羡煞了诸多在工作中累成狗却不得不为了房贷、车贷和孩子奶粉钱忍气吞声的劳苦大众，这封信也因此被冠以“史上最具情怀辞职信”的美誉。
其实，历史上像这样有情怀的辞职信不胜枚举，古人撂起挑子来，那才一个个都是潇洒而任性的范儿呢。
说到古人辞职的代表，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这陶渊明可谓是“辞职专业户”，一生辞职多次，简直把官府当旅馆，每次都呆不了多久就挂印而去，不愧为辞职界的翘楚。
要说陶渊明也是出身名门，曾祖父陶侃是战功赫赫的两晋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亦为地方大员，母亲是名士孟嘉之女。可惜到了陶渊明这代，家境没落，所以他最早出仕当官为州祭酒，做州的文职公务员，乃为生活所迫，目的在于挣工资维持家用。然而很快他就受不了繁复的文书工作，辞职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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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州里可能看在他是“官三代”的面子上，又召他来做主簿，他连赴任都懒得去，直接推掉offer，在家闲居。一年后，陶渊明入桓玄幕府，但翌年就因母丧回家丁忧，再一次辞官。等到三年服丧期结束，雇主桓玄已因谋反被诛，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也因此不了了之。随后，他虽然又先后做了镇军、建威二将军的参军，但此时诗作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诗句，已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厌倦。没过几年，他的上级建威将军刘敬宣“自表解职”，陶渊明也就坡下驴，跟着老板辞官归田。
数年的仕宦生涯，使当权者也多多少少耳闻陶渊明的名声。辞职后没多久，陶渊明收到了彭泽县令的任命书，犹豫再三，他决定再尝试一次踏入官场。然而很快，诗人发现自己还是不能适应那里繁杂的政务和森严的等级，在一次接待上级监察官督邮的活动中，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发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任性地解印去县，并赋《归去来辞》表明心志，表达了对自己过去屡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决心从此以后归心三径，不问世事。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辞职，也辞得最为彻底。是后，陶渊明一直归隐田园，尽管不乏友人的推荐和朝廷的征召，但他始终没有再离开过那片松菊，即使生活困窘，也怡然自得。
如果说陶渊明的辞职是为了追寻远离俗务的田园山林，那刘知几和吴兢的辞职则是为了更好地在政坛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为政治的黑暗阻碍了他们抱负的施展。
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中工作的杰出公务员，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则天、唐中宗三朝实录，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刘知几出身书香门第，儿时父亲为他讲解《古文尚书》，刘知几对其中枯燥的治国之道颇不耐烦，唯独对史书《左传》情有独钟，父亲知其兴趣在史学，便允他通览群史，并引导他阅读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论，培养他的文史之才。这造就了少年刘知几超越常人的丰厚学养和敢于质疑的学风，让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崭露锋芒，成为颇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小他九岁的吴兢，虽然缺少刘知几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但从小立志贯知经史，励志勤学，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的赏识，被推荐到史馆工作，成为刘知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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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两个热爱史学的青年进入国家权威的历史编修机构，应该是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图的。不幸的是，彼时的史馆已不再是干净的学术机构，它已沾染了太多当时官场中不良风气。监修主管对史官的工作指指点点，要求修成的史书为当权者隐恶扬善，这违背了刘知几、吴兢这样正直史家的心灵底线和著史原则;高层的政治斗争也蔓延到原本清净的史馆中，同僚之间尔虞我诈，庸史之才荒废本职而以钻营升官为务。如此的乌烟瘴气，让刘知几和吴兢越来越感到不适和厌烦，曾经怀有的治史理想，在这里被压抑、埋没，那支原本应当持公执正的董狐之笔，不得不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流淌出隐讳不实的文字。这般现实让二人绝望，他们回顾自己的出仕生涯，发现竟无一件可圈可点之作，不禁悲愧交加，愤而辞职。二人都在辞职信中表达了自己掌史多年却一无所成的义愤与无奈，希望能够离开这片污浊的空气，去追求自己曾经干净纯洁的治史理想。
然而，二人毕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刘知几因在辞职信中历数了史馆众多弊病而伤害了某些显贵之人的利益，日子愈加不好过，他索性退而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的煌煌巨著。而吴兢，在第一次辞职未被批准之后又三次上表，以父丧为由坚去史职，终获允许。与此同时，吴兢也和好友刘知几一样，私撰本朝国史以实现自己作为治史者的追求。他的著作，成为后来编纂《旧唐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为后人了解客观真实的唐代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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