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很早就已出现，原始货币如海贝，在商代已广泛使用。商代同时还发展了以铜为基本的称量货币。周代以下，因为冶金工艺的进步，铸币成本降低，铜铸货币逐渐盛行。在战国，铜铸货币分化成燕、齐的刀形币，三晋的铲形币，楚国的蚁鼻钱，以及周、秦的圆钱四个系统。
齐国所铸造的刀币最为精良，先后流行于齐、燕、中山、赵等国，尤其是齐、燕两国使用刀币时间最长。齐国的刀币以大刀最为有名。考古发现的大刀均有“法货”字样，可以证明齐国政府掌握了铸造钱币的权力。这种国家铸币的制度，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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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币，主要流行于三晋也就是韩、赵、魏三国，多像铲形，与齐、燕的刀币形状相似。以平首布流行最广，且主要在三晋地区使用。
作为大国的三晋，常因战争、贸易等关系将它们所使用的布币流通到其他地区，同时还有其他地区铸造的刀币流通于市场。这说明，除了政治的因素外，经济本身的作用也是货币形成的原因。
春秋以后，楚国主要使用贝形货币，也称蚁鼻钱。蚁鼻钱具有殷商时代天然贝币的痕迹，在形制上相对比较落后。蚁鼻钱种类很多，因其质地可分为海贝、骨贝、木贝、泥贝、铜贝等五种。由于铜贝的价值较高、携带方便，故而流通较广。蚁鼻钱的出土地点非常广阔，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均有发现。这说明当时的蚁鼻钱不仅楚国，其他国家也在使用，显然这是市场和战争的双重作用造成的。
圆钱，主要流通在周、秦两地，主要有圆形圆孔与圆形方孔两种货币，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政治措施规定了其形制。后来圆形方孔钱流通更广，这得益于秦惠文王的推行。
现在的资料证明秦国大概没有铸造他国货币，可以推测秦国统治集团发现圆形方孔钱具有其他国家货币所没有的优势。而且秦国半两钱的出土与其在战国末期的对外扩张路线基本一致，这说明秦始皇推行半两钱并非突然，而是秦国长期对此钱优势的认识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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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扩大应用
四大货币区域在战国时候逐渐交错，货币也被混用，但毕竟币制不统一，限制了经济贸易活动，于是黄金流通范围扩大了。
战国初期，在国家财政的支用上，黄金成为代表性的单位。军事方面的开销亦然，如《孙子·用间》云：“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其后在战国商品经济盛行下，富有阶级人数增加，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黄金的使用更成为富贵阶层的一般经济生活特征。这乃是极为平常的社会效应，也是经济史的一般规律。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达，战国贵族园囿田产之收入也用黄金表示。《战国策·西周策》记载：“臣尝闻温囿之利，岁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岁百二十金，是上党无患而赢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于周君，而许之戍也。”另外，人口买卖也以支付黄金为风习。如战国末年韩国财力拮据，所以“卖美人;美人之贾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
先秦后期市场上以黄金交易的情形越来越多，层面也越来越广。东周后期黄金在政治上有如此一面，《韩非子》曾提到：“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与关吏，乃舍之。”可知此时黄金已为行商客旅随身携带之物，作为通关时对付胥吏故意刁难的贿赂之用。此外，祝寿、馈赠、赏赐、生意、借贷、赈济等活动中使用黄金的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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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黄金的流动方向也直接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商君书·去强》就指出一定数量的黄金和粟可以等价换取，而且粟和黄金的数量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虽然《商君书》更重视粟，但也说明黄金已经成为国际间的共同货币。
除了黄金和粟，黄金和象牙、珠玉、绢等皆可以计价交换，且交换的地域范围很广。以楚国的金币为例，1985年之前的考古工作已经在湖北、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发现了这种金币。这证明黄金已经成为战国时期各国一项普遍的交易媒介。
上文所述都指向一个结论，先秦黄金的通行到此时已经将列国的个别经济体一起纳入一个单一的货币体系，且足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制度架构。
上文证明，在战国中后期，无论是战国七雄间的政治交易还是贸易流通，黄金都占有相当地位，国际性的黄金市场基本形成。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古代称作“金”的东西，到底指的是黄金，还是铜?这个问题曾困扰了许多经济史学者，也引起了争论。
其实在春秋时尚存在金、铜不分现象，《左传》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所以铸三锺。”这里说的金就是可铸为武器的铜。
但是到了战国，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作为战国史最基本文献的《战国策》一书，提到“金”者甚多，而述及“铜”者只有一处，《战国策·赵策一》说：“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这里所述很明确的是指用以铸造兵器的金属材料。因此，从《战国策》所载的史料可以明确断定，战国时代金、铜已经划分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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