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
《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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