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既然是迎奉天子，那曹操就等于将汉室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成为众矢之的。一边周瑜骂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一边荀彧还满心期待他重振汉纲。之前统一过中国的三位皇帝，无一人面临过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政治处境和法理难题。随着曹操权势的增大，政敌也越来越多，他不得不腾出手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进献三个女儿、杀伏皇后一家、诛孔融，如何平衡汉朝与自身的关系，耗费了曹操的许多精力。比较两个对手：江东在赤壁战后便不以朝廷为顾忌，刘备以正统自居，两家几乎没有内部斗争，故可一致对外，巩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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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对曹操的抵制也不容小觑。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中说，曹操的政权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曹操出身士族最为歧视的宦官家庭，又以军功起家，用人唯才是举，不信天命，厉行法制，抑制兼并，每一条都与士族观念背道而驰。荀彧之死，也与他的士族背景有关。直到曹操死后，曹丕任用陈群实行九品中正制， 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官职，这才真正消除了士族的疑虑，交换来他们对曹丕代汉的认同。
故而在曹操有生之年，他对全国的士族集团始终没有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虽然中原士族集团鉴于乡土与正统观念多有归附，但地方上如荆襄、益州、江东集团，便不大买它的账了。反观刘备与孙权政权，都得到士族集团强有力的支持。诸葛亮本身出自琅琊士族，又与荆襄士族多有联姻，刘备作为外来者，在荆襄地位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诸葛亮、庞统、马良等当地士族的支持，顿时翻身，与前期狼奔豕突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外部战略的失误，导致曹操抓住有利时机，内部各种问题的纷杂大大分散了曹操的经历，这位曹魏的开创者最终也只能鞭长莫及，抱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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