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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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