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乾隆皇帝有一次下江南路过泰山,便率群臣登泰山祭祀岱庙。当时庙前正有野台梆子戏上演《西厢记》,乾隆灵机一动,对大学士纪晓岚说,朕有一联,卿试对如何?乾隆的上联说道:“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纪晓岚不加思索,信口拈来:“ 春和坊,卖夏布,秋收冬藏。”下联以“春夏秋冬”四季,对“上联东西南北”四方,珠联璧合,非常贴切。
其实,这不过是乾隆下江南的一个对对联的小插曲,乾隆一生曾经先后六次下江南,演绎了六下江南的连环大戏。为此,他还撰写了《南巡记》一文,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在这一点上,他很像自己祖辈清圣祖康熙六次巡幸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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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江南: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正月,乾隆以督察河务海防、考察官方戎政、了解民间疾苦以及奉母游览为由,第一次南巡江浙。同年正月十三日,乾隆奉皇太后离京,经过直隶、山东到达江苏清口。同年二月八日,渡黄河阅天妃闸、高家堰,下诏准许兴修高家堰的里坝等处,经过淮安,命令将城北一带土堤改为石工;然后由运河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至苏州。同年三月,到达杭州,参观敷文书院;然后登观潮楼阅兵,遍游西湖名胜。回京时,从南京绕道祭明太祖陵,并且阅兵;陪着皇太后亲自到织造机房观织。随即沿运河北上,从陆路到泰安,到泰山岳庙烧香。同年五月四日,抵达圆明园。第一次南巡,往返行程水路共计五千八百里,历时五个多月。
第二次下江南: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正月,乾隆奉皇太后懿旨起銮出京,开始第二次南巡。同年二月五日到达天妃闸,阅龙木;二月十三日,到达范仲淹高义园;二月二十日,到达苏州,又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在嘉兴和石门镇阅兵;二月二十七日,奉皇太后到达杭州;三月十八日,到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到徐州阅视河工,降旨截流漕粮,又将积欠的种子、口粮全部免去;四月五日,到孙家集阅视堤工,命令将河堤改用砖砌;四月六日。到荆山桥、韩庄闸巡视;四月十日,到达曲阜,拜谒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圆明园。
第三次下江南: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正月初二,乾隆第三次南巡。这一次南巡,正值直隶、山东、安徽等地受灾,乾隆经过时,免去了这些地方的额赋,又拨了一些物资款项赈灾。然后去审查了前两次命令修的工程的进度,并且对两淮的盐商赏赐有加。经过杭州后,到海宁阅海塘、登观潮楼、阅福建水师;和前两次一样巡视织造机房和祭拜明太祖。回京的时候检阅了徐州的河工;到邹县祭孟子庙;再次去孔庙拜谒,登泰山的玉皇顶烧香。同年五月,到达涿州,赈灾免赋,然后回到圆明园。
第四次下江南: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正月,乾隆开始第四次南巡。此次南巡在时间、路线和主要行程安排与第三次大体相同。
第五次下江南:乾隆四十五年,即公元1780年正月十二日,乾隆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五次南巡。乾隆说这次南巡的目的是“省方观民,勤求治理”。南巡途中,他多次颁发谕旨,免去直隶、山东等地应征地丁钱粮的十分之三;凡是老民老妇,均加恩赏赐;到达山东后,他派遣官员祭祀了孔子;沿途他还派官员祭祀那些已故的兴修河道的官吏;此外,还在杭州、江宁等地阅兵,再一次拜谒朱元璋孝陵。五月九日,班师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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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四十九年,即公元1784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开始了最后一次造访江南。减免所经之地的地丁钱粮;准许各地曾经犯过案文武各官的案子重新审核,没有案子的,可以加一个等级;经过德州时,在晏子祠行宫写成了《济文考》一文;拜谒孔子庙;视察江浙境内沿海工程;接见越南使臣;派官员祭明太祖陵。四月二十三日,返回京师。
乾隆用自己的一生的三十年六下江南巡幸江浙各地,可见他将巡幸江南作为朝廷最重要的大事来办。因此,他在《南巡记》一文中,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其实,早在他第一次下江南的两年前,也就是乾隆十四年,即公元1749年十月初五日和十七日,乾隆就已经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两省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和赋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两省地杰人灵,人文荟萃,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一百五十年里,共举行了六十一次科考,其中,江浙两省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出了三十八位榜眼,占榜眼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出了四十七位探花,占探花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
而以朝廷大学士和九卿、督抚等重臣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两省的。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