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他说他不想当忠臣。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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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
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
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是在于他有一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
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
“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
不但愿意听，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
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钳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斯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谏诤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诤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征。
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
他说他不想当忠臣。
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
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当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逄、比干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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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
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子。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
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
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
所以，魏征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魏征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辞高明许多。
正是由于魏征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