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基础上，曾哥继续劝弟弟们将态度放简单一点，碰到亲戚宗族，尽可能“爱之敬之”，这也是儒家与乡里相处的基本态度——“泛爱众而亲仁”，广泛地去爱大众，亲近那些有仁德的模范。如果现在就跟人家斤斤计较，到时候真的当家理事了，整个乡里，“岂不个个都是仇人?”你们都想做圣贤，难道有圣贤和乡里结仇的吗?
一番话点醒了焦躁中的弟弟们，知道人生的目标不在于与周边环境角逐纠缠，而在于放下，这样才有空间去提升，去发展。
警惕另一种失败八股时文误人终身
当然，曾国藩与弟弟们的来往书信里，重点探讨的还是学业文章的问题。弟弟们把历次小考的时文寄到北京，要哥哥批改，曾哥却出人意外地说：我不太善于改八股文，就请曹西垣先生代改吧。曾国藩感兴趣的还是弟弟们在八股文之外的诗文，要他们多学习韩愈、柳宗元、苏轼这样的“先辈大家之文”。
在真正的文学与应试八股文的夹缝中，曾国藩对弟弟们的成长很忧心，他认为八股时文不是什么好玩意，“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为了前途，为了饭碗，沉浸其中，到时候会耽误了真正的进修，他庆幸自己“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曾国藩对六弟说，你现在年过二十了，“不为少矣”，要是还在学习八股文，在题海中沉浮，哥哥我担心你将来过了学习诗文的黄金时期却仍然学业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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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当时的考试制度是不太满意的，至于如何解决，他没有提出办法，但他对儿子的培养就可见他的真实想法了。他最得意的儿子曾纪泽并没有走科举之路，而是去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后来成为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家。
朝廷政策不能变，但曾家的小政策可以变，而且，这种变是绝对符合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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