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已经显示过“双重战略”的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搭箭在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与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 (《史记·匈奴列传》)这可以说完全是个基于互不侵犯和战略划界，并有违约制裁规定的朝贡和平条约体制。
不过，匈奴帝国一如既往不惮背约，朝贡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断。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绝和亲”，大举入侵汉边，于是军事/外交事态的老模式—匈奴杀掠汉民、汉军挺进边境、匈奴撤往塞外、汉廷收兵罢征、朝贡和平恢复—又重复一遍。不过这一次，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继位的汉景帝成就的。他先挫败吴楚七国之乱中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汉围破赵，匈奴亦止”)，然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 (《史记·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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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匈奴与华夏存续
多少令人惊异，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接下来约15年的过渡时期，对至少长达约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亦对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皆是一个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
汉武帝
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完全延续朝贡和平;可是七年过后(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然而，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史记·匈奴列传》;《史记·韩长孺列传》)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当时拥有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之幸，因为他将发动大反攻，去击破农耕华夏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尽管他在完成伟业之后的后续政治长期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战神”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数次侵扰朔方，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大胜。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动河西之战，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将领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又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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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令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道击破匈奴，后者深入两千余里，斩敌七万余人，直至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详见《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
自此，直至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尽管十六国、南北朝时中国经历了漫长和广泛的族裔屠杀、血腥征服、人口剧减和社会凋零及野蛮化，但开启这过程的主要不是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而是匈奴帝国被击垮、匈奴族及其“同盟”大内乱之后的所谓“南匈奴”(与远徙中亚乃至更西的“北匈奴”相对)。
他们依附汉帝国并且部分地汉化，逐渐移入华北河套与其以南地区，与中国愈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内战相伴相随而“大乱中华”。可以说，无论是富有“孙子”式战略意味的朝贡外交，还是武帝的完全非“孙子”式的大规模直接反攻，都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里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国家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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