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暴秦直至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国经过其间连续近600年的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处于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其时，有一项最重大的要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与匈奴相比，汉的战争实力显著羸弱。
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便不遭到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孙子”式的。但从事后来看，这也可以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式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最终决战决胜，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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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外交”的开启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还有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史记》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其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
可以说，至少从“华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至如《过秦论》所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 (《史记·匈奴列传》)不仅如此，前不久创立的正式的匈奴国家在雄才大略、凶猛无情的冒顿单于统领下，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同上)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20余万征伐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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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凭天才谋略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一是和亲：“以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二是朝贡：“(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
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因吕后的亲情而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史记·匈奴列传》)
朝贡与征战的交替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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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汉帝国到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间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有限战争，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然而，对汉帝国和农耕华夏这样的大规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仅经历了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复与匈奴和亲。”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作其后。就此，汉廷战略讨论的压倒性共识在于，弱者必须拥有和平，哪怕是朝贡式的：“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史记·匈奴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