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吉思汗建国前的二百二三十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的西北主要边患。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朝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
金朝吞灭辽朝后，就接收了蒙古的边患。估计金朝官史中原先肯定有不少对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元人编修的《金史》中，虽已涂抹得相当干净，如今却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宋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 (1135) 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 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此处说蒙古在“女真之东北”，显然有误。《大金国志校证》卷九同年亦载此事: 冬，皇伯领三省事、宋王宗磐提兵攻盲骨子，败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北记》载，金朝兴兵攻宋时，其军中确“有达靼家”，可与《大金国志》之说印证。
此外，今存金完颜希尹碑虽有残缺，也记载了“ 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 “入朝奏捷”， “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完颜希尹(谷神) 与完颜宗磐(蒲鲁虎) 发生争执。这当然是最原始的记载。然而《金史》卷四《熙宗纪》只是记载当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并无攻蒙古的记录，同书卷七十三《希尹传》和卷七十六《宗磐传》也都不载攻萌古斯即蒙古事，无疑都是被元朝史官删削了。
大致在天眷元年(1138) 或二年(1139) ，金朝“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中华书局1986 年版。以下征引，版本同此) 。在金朝多年的宋使洪皓就回报宋廷说:“彼方困于蒙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 卷二二一《洪皓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四《先君述》，四部丛刊本;《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 中华书局1977 年版) 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朝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参见李蔚《简明西夏史》第226～227 页，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清太宗于金朝诸帝中特别盛赞金世宗，说:“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清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台湾) 华文书局1984 年影印本;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清太宗此说是服务于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策略，却是根本歪曲史实。
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六《世宗纪》载，大定七年， “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十年， “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同书卷七十一《宗叙传》说他“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大将纥石烈志宁。同书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朝只能商议消极防御。同书卷二十四《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边修筑边堡和壕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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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朝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宋使楼钥《北行日录》也反映了大定九、十年间，金朝正在对蒙古用兵) 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笔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朝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以上论述了金朝与清朝所处的军事大环境迥异，而金朝前期的对宋战争也无法与清朝的灭明战争相提并论。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 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记载所说，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要录》卷四十三绍兴元年春)。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1127) 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 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
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一句，何忠礼先生为自己的《南宋史稿》辩护说，此书不写宗泽抗金，是因为“与《史稿》所述的其他内容相比较，仍然处于次要地位”(《辨误举错，贵在求实》，《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3 期) 。其实，将宗泽指挥东京留守司军等击败金军进攻置于“次要地位”，正是表明了何忠礼先生的学识和研究水平。
宗泽原是根本不懂军事的文臣，并且已至七十高龄，行将致仕，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负起救国重任，并且迅速地从军事外行转变为内行，成为宋朝最优秀的统兵文臣，难道就不认为可敬和可贵，而值得在《南宋史稿》中予以论述? 宗泽准备乘胜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但即使他死后，金军仍不敢进攻开封，这也同样证明了宗泽重整的军威。
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 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建炎三年(1129)、四年(1130) 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 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但张浚不听曲端、吴玠等将的忠告，轻率地在富平举行大规模会战，又使宋朝丧失陕西的大片土地。完颜昌(挞懒) 指挥的金军也尚有能力发动攻势，占领淮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