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发现太监逃亡，一开始除了上报之外，还要让内务府派人去缉拿。后来，由于逃亡的越来越多，加上可能走了之后也抓不回来了，慢慢就变成报告一下了事。
类似太监逃亡的记载，从宣统四年到宣统十五年的升平署档案里时有出现，“宣统五年正月十五日，奴才狄盛宝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刘天福于正月十三日逃走，谨此奏闻。”、“宣统十四年知日记簿记载，十一月十二日，又本处写字人伊精阿抗传不到，革去钱粮”。
根据档案，从溥仪逊位到搬出紫禁城这十多年间，升平署太监(包括总管、首领、官职太监和普通太监)的人数逐年减少———宣统二年正月时为100名;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为95名;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82名;六年十二月时急剧减少为57名;七年十二月时为50人;八年十二月时为44人;十四年是溥仪大婚之年，升平署差事大增，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增加人数，十二月的统计人数为28名;宣统十五年十一月统计时，只剩下11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其实，不仅升平署，整个紫禁城，太监的数量也是在逐年减少。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他十六岁以后(即宣统十三年、1921年之后)，曾将除了太妃、皇后宫中之外的太监全部遣散，人数从原来的1000多人减为200多人。昔日前呼后拥的皇帝，开始领略“庭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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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顿：太监月例发放不及时
溥仪逊位居住在紫禁城期间，太监的月例发放开始不及时。宫中的规矩，一般是每月初一、初二日递敬事房月例单，十一、十二日领。根据“知会档”的记载，从宣统七年三月开始，月例发放变得不准时。以宣统七年的月例发放为例：
三月初九日知会三处首领，三月初九日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为此知会(《集成》第49册，25992页);
五月初十日知会三处首领，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第49册，25994页);
六月的月例也是再听传;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月例，均为再听传。
而当年《恩赏日记档》中“三月十八日领月例”、“六月初五日领五月十二日月例”、“六月二十八日领十二日月例”、“九月二十八日领十二日月例”、“十一月二十一日敬事房领月例”、“十二月二十三日领月例”等记载，也印证了“知会档”所言非虚。
月例发放不规律的情况，从此一直持续。即便是溥仪大婚的宣统十四年，根据《知会日记簿》记载，当年的月例没有一个月是按时发放的，十二个月都是“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不过，一般能拖一到两个月再补发，没有拖欠不给的现象。
溥仪裁撤太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怕太监偷东西。不过，从紫禁城经济紧张以致延发月例的事实来看，裁撤太监是不是也有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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