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替年仅6岁的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接受清室优待八条件，宣布溥仪退位。同时按照优待条例，溥仪等仍“保持原来尊号不变”、“暂居宫禁”———紫禁城，继续着小朝廷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部队赶出故宫。关于逊位后在故宫的生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有过回忆。不过，较为简略。至于《溥仪日记》所载，主要是其读书生活，更是笼统。而新近公布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却能在很多方面为这位逊帝还原出禁宫十多年生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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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档案共1803件，记载的时间，从宣统三年一直持续到宣统十五年(1923年)。由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溥仪档》目前未公开，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溥仪档案也只对少数专家学者开放，因此这批档案可以说是目下能够看到的关于溥仪逊位期间生活的最原始记载。
屈辱：袁世凯借升平署行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三章“袁世凯时代”一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张谦和的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可是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溥仪：《我的前半生》，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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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这段记载，说的是1916年(民国四年、宣统七年)的事，其中带着明显的感情色彩，让人能够真切感受到一个逊帝失国之后的悲凉心态。当时袁世凯已经准备称帝，派人油缮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三大殿，还让溥沦来借皇帝的仪仗以及玉玺等，“这些消息使我感到心酸、悲忿，也引起了我的恐惧。”(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4页。)
而其实，在更早的宣统五年(1914年)，袁世凯就已经开始尝皇帝的滋味了。
根据清宫升平署档案的记载，在宣统五年，袁世凯至少找清室借过三次行头：
八月十九日，奴才狄盛宝奏为请旨教导事。八月十九日醇亲王、内务府大臣世续交谕，袁总统借用行头、切末、管箱人等，奴才不敢自专，请旨教导。谨此奏请。(《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第49册，25904页。)
八月二十日，奴才狄盛宝奏，内务府大臣世续传到奴才处，袁总统借用行头、切末收存库内，谨此奏闻。
九月十三日袁总统再借，十五日归还。(《集成》第4 9册，25906页)
十二月初七日，世续传话，袁总统又来借行头、切末、管箱人等。(《集成》第49册，25912页)
行头指演戏用的道具、衣服：“切末”又称“砌末”，是京剧各种道具的统称。狄盛宝当时是升平署总管太监。根据以上档案记载，我们得知，这一年，袁世凯至少三次借过清宫升平署的京剧道具、人员，但他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通过溥仪的父亲载沣、当时的内务府大臣世续：第一次借了两天，第二次借了三天，第三次是否归还不得而知。清廷京剧盛行，此风也影响袁世凯。按照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记载，当年被摄政王罢官、回籍养伤的时候，袁世凯就曾多次传京城名角如谭鑫培等到他隐居的河南洹上村唱“堂会”，足见对京剧的喜欢(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袁世凯在秉承这一爱好的同时，开始迫不及待地借清宫升平署的行头到中南海为其演戏，一尝“御用”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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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署向来只为皇家服务，如今却为袁世凯所享用!还有一点更让溥仪气愤，———宣统五年正月十七日，隆裕去世。按照大清礼制，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内属于国丧期间，即便像皇帝登基等大典也是“设乐不作”。而在宣统六年，中南海就已经鼓乐喧天，难免让逊帝溥仪心生“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凄惨之感
压抑：四年未闻鼓乐声
宣统七年五月十八日，升平署接到这样一道指令：“知会五处，卢老爷传旨，六月初一日，漱芳斋伺候戏。”(《集成》第49册，25994页)
无论是对升平署还是对当时的紫禁城而言，这道指令都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因为自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以来，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紫禁城已经没有唱过戏，一直被压抑、沉闷的气氛所笼罩。
受慈禧影响，隆裕太后也喜欢听戏。根据《宣统帝起居注》的记载，宣统即位前三年，即使是在炮火连天、革党四处起义、各省纷纷独立的情况下，隆裕太后也不忘听戏享乐，每月至少初一、十五两次，遇到年节寿辰等还要增加。比如，在武昌首义的宣统三年八月份，隆裕太后看戏竟然达到一年之中最多的四次，分别是初四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起居注中如此记载：“上诣仪鸾殿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纯一斋侍早晚膳、看戏，戏毕，驾还庆云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帝起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