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吗，郑成功对抗清军，打击倭寇海盗，赶走了荷兰殖民者，为祖国收复台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同时郑成功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台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郑成功的立场
郑成功是对中华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但绝对不是一个是忠贞于复明事业的纯粹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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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郑成功抗清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
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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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郑成功治军严明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