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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即位后，想有所作为，所以对王安石的上书非常赞赏，熙宁二年(1o69)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同中书门平章事(宰相)。在这个时候，他竭力推行为老百姓减轻负担的“青苗法”，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农村经济改革，即怎样把农业搞上去一类法令、法规。在理论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实行起来却遭到了失败，这使他产生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悲伤消极情绪，就在他忍受着变法失败的痛苦时，自上而下的各个官场“油子”，借“变法”之名捞了不知多少黑心钱的一类。
和被“变法”变得更加贫穷的老百姓则只有欢乐与愤恨!也就是说王安石的痛苦是夹在欢乐与愤恨之中的，这能怪得了谁呢?一个国家，一个以大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仅凭他的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把他和商鞅比，我觉得至少在政治运作上远不如商鞅;要变法，首先得有“王道”、“霸道”一类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武装老百姓。第二、在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也不妨采用“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比方象苏东坡一类的反对派，一边降级使用，一边又共同饮酒作诗。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有点象“林黛玉进贾府”。除了黑心的和不要命的流氓政客，旧中国的文人心里是很复杂的，中“学而优则士”的流毒太深，特别是自以为是才学八斗的书呆子们。仕途险恶，如履落冰，伴君如伴虎等，都是在官场被撞得头破血流后才总结出的。但奇怪的是“前仆后继”久撞不减其志?历史在这一点上象一个环形地铁，不论那个朝代的文人坐上去，结果都一样，甚至连上“地铁”的方式都一样。特别是魏晋时期的文人，除了建安七子给阎王爷大讲人世间的美好，竹林七仙用酒当麻醉剂，还有象以《陈情表》而名垂青史的无耻文人李密之流。李密(224—287)，一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省彭山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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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蜀汉为郎，西蜀政权灭亡后，又出仕晋为太子洗马，官止汉中太守。《陈情表》就是他出仕前为晋武帝司马炎马的。对于这篇文章的文才，是不能否定的。但文中抒发的感情，就模糊不清，并且有夸大卖弄自己以讨好晋武帝的成份在里边。若论忠，就不能把自己做过官的西属政权称为伪朝，若论孝，将老太太用八抬大轿抬到官府，丫鬟名医照顾周全，就不应当推推搭搭，所以，按照过去的观点，李密之流，就应当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东西!他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陈情表》，只能当作无耻文人的自我表白，至于后来被谗免官，死于家中，那是历史的必然。文人一旦成为御用文人。就如同把自己当做奴隶卖给奴隶主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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