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安四年，袁绍彻底消灭公孙瓒，控制了河北四州。与此同时，曹操基本控制了河南地区，形成了对抗之局。袁绍深感其威胁，“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
从表面看，袁绍占地之广，军队之众，装备之精，供给之丰，都占有绝对优势。不少幕僚、将士都以为“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以致“将士愤怒，人思自骋”(注引《献帝传》)，袁绍集团上上下下弥漫着一股骄狂之气。只有田丰、沮授比较冷静，谏绍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
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兵，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同上)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它要求袁绍先整肃内政，发展生产，争取舆论，再“渐营”河南。从后来的实战情况看，曹操最惧怕这种战术，如果袁绍依此行事，可以牢牢控制战争的主动权，收到不战而胜的奇效，可惜袁绍未能采纳。
做为第一流的谋士，田丰善于见微知著，灵活应变而不拘于陈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绍欲南下决战，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依附于袁绍，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曹操亲领大军东征。
其谋士屡谏，惧袁绍乘机断后，曹操认为袁绍“性缓”，必迟疑不决。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进言袁绍：“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后汉书·袁绍传》)袁绍若立刻兴师，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绍不出师，刘备会很快失败，曹操回师布防，专心抵御袁绍，形势便发生了变化。
袁绍智不及此，竟“辞以子疾，未得行”，田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可谓爱之深，则言之切。但袁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同上)。对此，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胡三省说：“绍攻公孙瓒，而操乘间东取吕布，操击刘备，而绍不能袭许，此其所以败也。”(《通鉴》卷62胡注)
曹操返师，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袁绍开始大举南征。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谏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弗复空虚。
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并且重提“渐营”与“久持”之术，希望袁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虚迭出”之计，即左右出击，使对方疲于奔命，不战自溃。他最后警告袁绍：“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不纳，田丰“恳谏，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后汉书·袁绍传》)。
当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胜，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注引《先贤行状》)此后袁绍南征，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注引《先贤行状》)于是将其杀害。做为聪明过人的一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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