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驾崩，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汉成帝。成帝遂尊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政君的家族在支持成帝继位之上出过大力气，很得皇帝的信任和倚仗，权势极度膨胀起来：王凤为司马大将军，王崇为安成侯。而后一日同封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以及高平侯王逢时，世人称之为“五侯”，王氏一族一日之内，贵不可言，权势滔天。当然，“五侯”只是其中封赏突出者，王家家大业大，人数众多，很多人都在朝廷中担任职位。《汉书》：“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益封五千户。王氏之兴自凤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凤庶弟谭等皆赐爵关内侯，食邑。”
成帝身体不好，没有子嗣，起了在死后传帝位于定陶王刘康的心思，在刘康来朝时成帝找借口将他留下。成帝体弱，心胸却是宽广，只以兄弟之礼待刘康，不因以前险些被废立之事而心生怨怼。王凤此时手上握着重权，想让刘康回到封国，王家势大，刘康不敢得罪，无奈离开。京兆尹王章由此事上书弹劾王凤，但并未能奈何得了王凤，反而被其怀恨于心，不久便冤死在了王凤手上。
王曼是王政君的小弟，由于死得早，未能封侯，王政君因此将对王曼的愧疚转移到了王曼的儿子王莽身上。王曼被王政君追封为“新都哀侯”，王莽继承其爵位，又被任命为大司马。
成帝无子，定陶恭王刘康比他更早一步过世，他于是封刘康的儿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汉书》：“绥和元年，上即位二十余年无继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赂遗票骑将军根，为王求汉嗣，根为言，上亦欲立之，遂征定陶王为太子。“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因纵情声色，一朝暴毙于昭仪赵合德床上。太子刘欣登基，为汉哀帝。王政君再晋一级，为太皇太后。王氏一族势力滔天，深为哀帝所忌，双方疏远起来，朝堂气氛剑拔弩张。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驾崩，后继无人。王政君迅速夺取兵权，拔除哀帝倚仗的傅、丁外戚。王氏实际上已经掌控了大汉的天下，但王政君却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推中山王刘衎为帝，即汉平帝。《汉书》：“明年，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
元始五年(公元6年)，平帝又驾崩，孺子婴继位。王莽在“众望所归”之下辅政，为摄皇帝。王政君虽然持反对意见，但无法阻止此事。《汉书》：“平帝崩，无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婴，年二岁，托以卜相为最吉。乃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遣王舜向太后索取传国玉玺。王政君坚决不给。《汉书》：“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
王舜出言威胁，王政君激愤之下怒骂之：“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详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汉书》)
王政君悲切不能自止;王舜亦感悲伤，谓太后曰：“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
太后听王舜如是说，知道是王莽在威胁她，便将汉传国玺取出，将玉玺投掷到地上给王舜，玉玺因此碎裂了一角;并出言诅咒王家灭族，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
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王政君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她至死都没有向王莽低头。
其实明末的王夫子所言过于偏激，王政君一介妇人，虽有贪心，竭力为王氏家庭谋取利益;但就算王莽夺汉室之后，王政君仍能坚持自己“汉家老寡妇“的立场，怎么能说是“元后之罪通于天矣?”
相比之下，蔡东藩的评价较为公允：“孝元皇后，无傅太后之骄恣，又无赵氏姊妹之淫荒，亦可谓母后中之贤者。乃过宠王莽，使其罔上行私，得窃国柄，是则失之愚柔，非失之骄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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