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悼武王，又叫秦武烈王，嬴姓赵氏，名荡(这名却也霸气十足)，秦孝公之孙，惠文王之子，是秦国第二十七任国君，亦是历史上的第二任秦王。
秦武王的一生颇具戏剧性，他短暂一生所建立的功业，都被掩盖在父亲和兄弟的灿烂光辉之下，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前面有文治武功的父亲惠文王，后面有雄才大略的兄弟昭襄王，而这二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大秦四雄主”其中的两位(四雄主：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秦始皇)，就这样，武王被深深的夹在了他们中间，正像两千年后康乾盛名下的雍正帝，他身上原本所具有的光芒变的黯淡无色，最终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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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即位之初，经过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强大的国力给秦武王换来的是，“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史记卷五秦本纪》载)，然而就在五十多年前，秦孝公的求贤令中还写着那八个刺痛秦人的字—“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时至今日，诸侯们却不得不竞相来朝拜秦王，藉此来换取他们短暂的安宁。
秦武王的功绩首先要说的便是“平叛”。
公元前316年，蜀国与苴国矛盾激化，两国皆遣使示好于秦国，没想到此举却是引狼入室，秦惠文王出兵先后灭蜀吞苴，贬蜀国为蜀候国，并派陈庄出任相国，此后，蜀国正式纳入秦国版图。
公元前311年，即惠文王十四年，蜀国内部出现了状况，“蜀相壮(庄)杀蜀候来降”(《史记秦本纪》)，此事非同小可，惠文王还没来得急处理便薨了，此事便落在了继任者秦武王身上，武王必需谨慎处理，兹事体大，蜀国归入秦国才六个年头，民心不稳，稍有不慎，即可引发大规模叛乱，武王元年，他派将军甘茂讨伐陈庄，陈庄兵败被杀，叛乱平息，蜀地遂恢复平静，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安全的被化解掉了。
就在同一年，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君王又出兵讨伐了雄踞秦国北方的义渠和丹犁。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这是一项很有远见的政治举措，做为中国第一个设立丞相的君主，武王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到此举会给后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影响中国官制长达一千六百多年，一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因“胡惟庸案”才得以废除，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废相，黄梨洲(宗羲)就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明夷待访录》)，他将明代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废相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史学大师钱穆更是赞黄梨洲之论为一针见血，由此可见丞相制度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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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的另一重要武功便是为秦国攻取宜阳。
公元前308年，即秦武王三年，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同年秋天，武王便以甘茂，庶长封为将，出兵讨伐韩之宜阳，宜阳人多地广，秦军围攻五个月不下，武王遂“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终于，武王四年，秦军攻克宜阳，斩首六万，得胜的秦军又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渡过黄河，攻下武隧，并在其筑城。
迫于秦军强大的武力，此时的韩襄王已经惊慌失措，急忙派遣公仲侈入秦向秦王谢罪讲和。宜阳乃周都洛邑的西大门，两地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秦军攻克宜阳使得武王终于可以实现自己“通三川，窥周室”的梦想，但他永远不会想到，此行，同时也应了他“死不恨矣”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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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武王率众行至洛阳，在太庙中，武王看见了象征天下的九鼎，“武王有力好戏”，他决定和自己的力士比试举鼎，而就在三百年前，楚国有一位国君曾经向周室打听过这九鼎的重量，但却被王孙满的一句“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而吓的退兵出境，这位国君，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时至今日，秦武王却欲举起这天下的象征，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或是因为鼎重，或是因为武王高估自己的实力，亦或是因为“周德未衰，神器不可动”，但唯一的事实却是武王确实薨了，武王死后，周赧王大惊，亲往吊丧，而孟说，也被秦国诛族。武王无后，立同父异母弟嬴稷为王，这便是后来的秦昭襄王。
纵观武王一生，虽然功劳不及前后二王，但也绝非昏庸无能之辈，最起码，他做为秦国的掌舵人，能够顺应时代大潮，并将祖先的遗志铭记于心，他虽早逝，但秦国的国力却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就像贾谊在《过秦论》所说的那样，“孝公即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不由的令人赞曰：秦君无孬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