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和珅的财产一事并没有皇帝在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么简单，就在吴的第二份奏折呈递的同时，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比起吴熊光这个从二品的布政使，这份奏折的三个作者却都是皇室宗亲，他们分别是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刚在2月12日履新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这份奏折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奏报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并缮写清单供呈御览。与皇帝在吴熊光奏折上“即稍有隐匿寄顿其财物，总在民间，亦复何害”的宽容大度的御批完全不同，永锡等人在奏折中明确提到他们将“仍严饬该旗并派内务府、提督衙门番役留心密访有无隐匿寄顿”的财物。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没有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谕旨(当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将“和珅、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宫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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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查抄运动的终结，恰恰相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端而已，3月5日，内务府奏折(同样是密折)又报告提督衙门交到查抄和珅家产案内折合库平银2833249.61两，已交入内务府广储司内收讫。甚至到两个月后的5月2日，定亲王绵恩还在奏折中称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将查出的二两平金33551两和白银3014095.33两一同交给内务府广储司收讫，同时还表示对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车价银也会“移咨内务府就近着追”。皇帝从来没有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只不过，对像吴熊光这样的汉人臣子来说，他们只要相信皇帝的宽容大度就足够了，至于查抄家产这样细致入微又隐秘审慎之事，当然应当交由肃亲王永锡、定亲王绵恩和内务府总管永来这样的满人亲贵来办才能让皇帝放心。
那么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见闻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传抄流行。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成了毫无疑问的贪污之王。按照这份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伍千一百六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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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是书更声称“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这也正是现在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来源。
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梼杌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胡本人可能正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所以对革命党而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污记录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国耻与贪腐紧密相连，足以唤起民众排满之心。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档案缺失的缘故，这个数字至今尚难计算。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且其中收录的上谕、折片错漏百出。而这份所谓的《全案》，实际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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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两千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一千万两上下——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真相诚然令今人失望，但在嘉庆时人看来，也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了，在清中叶时，户部库存最丰裕的时候，也只有800万两白银左右。考虑到当时川陕白莲教起事，朝廷连年征剿，大笔银两被投入到平弭内乱的无底洞中，所以和珅的这笔查抄财产，可谓久旱甘霖，足以为前线官兵再添助力。当然，前提是这笔钱确实被用在军费开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