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咸丰皇帝继位之初，与许多刚登大宝的皇帝一样曾有过励精图治、中兴祖业的政治抱负，下过诏，求过言，惩处过因循敷衍的官员。但是，咸丰皇帝既没有先祖康熙帝那样雄才大略的英武，也没有乾隆帝坐享先帝之成的福气，自登基之日起，即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未得一日之安稳。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国内起义，英法联军的外国军队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愈来愈坏的吏治官风，很快磨灭了咸丰帝发奋图强、振兴大清的锐气，转而开始穷奢极欲，迷恋于纵情声色、醉生梦死的生活，“以醇酒妇人自戕”。
咸丰皇帝沉溺酒色之中，无论是贤德宽厚的皇后，还是妒忌争宠的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心中自然都不会舒畅。特别是懿贵妃，多次以保护皇上身体为重、国家政务为重的堂皇理由，鼓动皇后对咸丰皇帝进行规劝。咸丰皇帝对于位居中宫的皇后，一向尊重有加，对于皇后的“婉言规谏”，最初也能接受，凡有外省军报及朝廷大臣奏疏送到，只要皇后稍有提醒劝说，未尝不立即批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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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未过多久，咸丰皇帝又是故态复萌，仍是我行我素。究其原因，一是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咸丰皇帝追求声色的本性更是难改难移;二是国内外形势与朝政国政不但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坏，几乎无可救药，实在看不到致治中兴的希望。既然如此，不如以歪就歪，及时行乐更为现实一些。
咸丰皇帝“声色之好，本突过前朝”，且周围不乏貌美的嫔妃。仅有档案可查的皇妃即有最初的嫡皇后萨克达氏、后来晋封的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那拉氏、丽妃他他拉氏及婉嫔、玫嫔、祺嫔、吉贵人、璷(fū)贵人、禧贵人、庆贵人、容贵人、玉贵人、璹(shú)贵人等嫔妃。咸丰皇帝大概是看得久了，接触多了，因而产生了“视觉疲劳”与“审美麻痹”，满族嫔妃已使他兴味索然，很难刺激起对于声色的兴趣。
这满清皇帝对汉族女子产生极大的兴趣，似乎还属正常，但对缠足的汉族女子，特别是缠足寡妇产生极大的兴趣，似乎并非是“赶时髦”或“媚俗”所能解释的，似乎处于性变态的心理。《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的那位山西籍漂亮的曹姓寡妇就是咸丰皇帝最为喜欢的女人。
早在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任性的顺治皇帝曾纳汉族女子石氏、陈氏、唐氏、杨氏。其母孝庄皇太后担心顺治帝尚未成年，必将因过早迷恋女色而伤身，但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保证皇子、皇孙皆为纯正的满蒙血统，曾在清宫神武门内悬挂谕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对此，吴士鉴曾作清宫词称：
华风纤小束双缠，妙舞争夸贴地莲。
何似珠宫垂厉禁，防微早在入关年。
既然皇宫之内宫禁森严，难近汉族女色，那就常住于圆明园吧!反正皇帝驻跸圆明园也是祖制。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即指出了咸丰帝常住圆明园的真意所在：“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不得纵情声色，用托言因疾颐养，多延园居时日。”
咸丰五年年初，清政府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同年春天，咸丰皇帝即欲前往圆明园游憩，福建道监察御史薛鸣皋上奏谏止。咸丰皇帝恼羞成怒，不但拒谏饰非，命将薛鸣皋交部议处，而且特别为此颁谕称：清朝皇帝在圆明园办事，本系祖制，近年来因军务未竣，故朕从未临幸园内，“朕兢业之心，中外臣民所共喻”。此外，咸丰皇帝还颇有些强词夺理地申辩说，自己若是为了贪图安逸，即使燕处宫中亦同样可以自耽逸乐，何必临幸御园才萌生怠荒的念头呢?自己无论在皇宫之内，还是在圆明园之内，是“同一敬畏，同一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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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奸侫之臣察知咸丰帝如此热衷于汉族女子后，于是不惜重金从江苏、浙江一带购买数十名妙龄美女，献与咸丰皇帝。更有大臣曲意献媚说：现在天下多乱，而圆明园又地处郊外，应加强警戒，可令这些女子每三个人为一拨，每晚在皇帝的寝宫周围打更巡逻。咸丰皇帝自然懂得其中的奥妙，得此方便条件，可以随时将这些“值勤警戒”的美女召入殿内，随意召幸。
后来，咸丰皇帝干脆“金屋藏娇”，将其中四位特别美丽漂亮的女子加以位号，被称为“四春”，即牡丹春、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这四春佳丽分别居住于圆明园内的“镂月开云”、“杏花春馆”、“武陵春色”和“绮吟堂”。吴士鉴所作“圆明园四春”有云：
纤步金莲上扣墀，四春颜色斗芳时。
圆明劫后宫人在，头白谁吟湘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