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赵眘。宋孝宗赵眘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月，因为高宗服丧，下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赵惇侍立。明年二月，下诏传位太子。以德寿宫为重华宫《宋史》卷35《孝宗纪三》。。这一天，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应奉官以次称贺。内侍固请太子坐，太子固辞，内侍扶掖至七八，乃即位，是为光宗。但光宗微坐复兴，丞相率百僚称贺，礼毕，枢密院官升殿，光宗仍立听。班退，孝宗重新穿上丧服，御后殿，光宗侍立，寻登辇，同诣重华宫。光宗还内，即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宋史》巷36《光宗纪三》。。
(13)赵惇。宋光宗赵惇自绍熙四年(1193年)七月以后，因病不能朝重华宫。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死后，亦不能过宫行丧，乃立子嘉王赵扩为皇太子。赵汝愚密请太皇太后，于禫祭日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
到这一天，众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黄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须臾催仗讫，百官班定，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宁宗。宁宗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寻诏以秋暑太上皇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宋史》卷36《光宗纪》卷37《宁宗纪》。。庆元六年(1200年)死。
(14)朱祁镇。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的“土木之变”中，被瓦剌部也先所俘。皇太后命立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明史》卷10《英宗前纪》。，命英宗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后议者谓时方多难，宜立长君。皇太后也遣太监金英传旨，郕王宜早成大位。九月，郕王朱祁钰即帝位，是为景帝。景帝“ 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也先送英宗归。景帝奉迎之礼甚简，将至京，始备法驾于安定门外。
英宗自东安门入，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己意，逊让良久，乃送英宗于南宫，群臣就见而退。后来，群臣请朝英宗万寿圣节及元旦，景帝皆不许。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而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又杀侍英宗之太监阮浪等。景泰四年(1453年)，皇太子朱见济死。景泰六年(1455年)，御史钟同等请复沂王为皇太子，皆被杖，并伐南城中高树，英宗处境甚危。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舆疾宿南郊斋宫，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迎英宗复位。二月，“废景帝为郕王，迁西内，皇太后吴氏以下悉仍旧号”。不久，景帝死于西宫。英宗下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明史》卷10《英宗前纪》、卷11《景帝纪》、卷12 《英宗后纪》。。这个由于当了也先的俘虏而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明英宗朱祁镇，又采取宫廷政变的方法复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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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弘历。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是清朝第六位、入关后第四代皇帝。在位凡六十年，仅比皇祖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皇帝在位少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据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五岁的弘历即皇帝位时，曾焚香告天:“若蒙昊苍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圣祖康熙纪元六十一年之数。”即皇帝位后，他曾先后两次密定皇储，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但因所密定者早夭而未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又密定以十四岁的皇十五子颙琰为嗣子，并隆重地祭告上天和盛京祖陵。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已经85岁高龄了。是年九月，他召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启密缄，正式册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授受大典，太子侍乾隆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乾隆皇帝御太和殿，亲自将皇帝宝授予太子颙琰，太子跪受宝，即位受贺，是为清仁宗，即嘉庆皇帝。嘉庆帝奉太上传位诏书，颁行天下，尊乾隆皇帝为“太上皇帝”，太上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太上皇帝有所行幸，嘉庆帝必从。“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太上皇均躬亲处理，嘉庆帝只能“朝夕敬聆训谕”《清高宗实录》卷1486、卷1494。。《朝鲜正宗实录》载称，太上皇帝弘历曾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转引自孟森: 《明清史讲义》下册，第562页。而嘉靖帝自即位以后，和珅或拟政令奏请他时，他却说:“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 574页。可见太上皇帝弘历虽然名义上归政于嘉庆帝，事实上却大权在握。嘉庆四年(177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帝弘历死于养心殿，终年89岁。他在退居太上皇帝以后，又训政三年。
综观中国历史上太上皇帝的出现，多半是有各种原因，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是老病，如吕光、唐顺宗、宋光宗等;有的淡泊政务，如后魏献文帝;有的是迫于形势，如北齐武成帝、唐高祖、宋徽宗等;有的是他人擅立只好默认，如唐玄宗、明英宗等。真正发于诚心而内禅的，只有唐睿宗、宋高宗、宋孝宗、清高宗四人。所以，宋人洪迈对唐睿宗、宋高宗、宋孝宗大加褒奖，称他们“与尧舜合其德”《容斋续笔》卷11《唐帝称太上皇》。。清人赵翼赞扬清高宗为“真开辟以来所未见”《二十二史札记》卷13《太上皇帝》。。可见，皇权以内禅的形式转移，是受到封建文人大加表彰的。而在我们看来，它多多少少是对皇位终身制的一种突破，因而不能不认为它带有一点积极因素，尽管这点积极因素微乎其微。此其一。
其二，退居太上皇帝位者，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再过问朝政;一种是继续过问朝政。不再过问朝政的，像唐睿宗李旦那样，“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者，如凤毛麟角。换言之，真正高居无为，颐养天年者，不是很多。而继续过问朝政的，又有程度上的差别。多数情况是太上皇帝听大事，皇帝听小事。皇帝要五日一朝太上皇帝，建立请示汇报制度。少数情况是太上皇帝事必躬亲，独揽朝纲，如清高宗。还有的太上皇与皇帝共同执政，如宋孝宗之与宋光宗。一般说来，太上皇听大事，皇帝听小事，似不宜一概否定。但像清高宗那样，搞得嘉庆帝“不欲事事”，说:“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实际上把嗣皇帝置于傀儡的地位，这恐怕就不好溢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