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从波斯来的传教士带着经书来到东土大唐，由宰相房玄龄迎接，并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这比唐玄奘法师取经回到长安的时间还早了十年。(玄奘法师是贞观三年出发，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而当时进入入中国的是聂斯脱里派，全称为神圣大公叙利亚东方教会，史书上称之为“景教”。贞观十二年，既公元638年，景教正式获得唐朝官方认可，并资助其在长安修建教堂。然而景教虽然受到唐朝官方的礼遇，但并没人成为当时的主流宗教信仰。后来唐武宗会昌灭佛，波及景教，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渐渐式微。但唐朝灭亡后，景教在中世纪的契丹人和元朝蒙古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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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社会大动乱，景教也在中国大陆消声灭迹。这之后过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开始有天主教传教士试图到中国传教，基督教才再次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十五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新兴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带动下，欧洲的经济文化开始蓬勃发展。在先进的航海技术的支持下，伴随着他们的远洋商队、海外殖民者和宣教士，他们把欧洲的科技、文化和宗教带到了全世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辗转到达广东的上川岛，但并未得到进入内地传教的许可，最终带着遗憾死在了上川岛。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随后更多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的耶稣会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天主教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最著名的就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几何原本》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徐光启本人早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在南京受洗加入天主教。在崇祯末年，据统计明朝宫廷内的王公大臣中就有114人信奉天主教。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大海盗，“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在澳门投靠其舅父时，学习葡萄牙语并受洗加入过天主教，教名为“尼古拉斯”。甚至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时候，也请了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封为“国师”。
而要说到有明一朝的皇帝中与天主教关系最密切的，就要数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了。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自诩为“朕非亡国之君，却担亡国之运”的倒霉皇帝崇祯在煤山自尽。而后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在南方的大明宗室先后建立了三个南明小政权，其中坚持就久的就是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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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个人叫庞天寿，顺天府大兴县人(现在的北京大兴)，是崇祯时期的内廷御马太监。御马监是内廷最有权势的部门之一，执掌兵符，并一度主管特务机构西厂，与主管东厂的司礼监几成分庭抗礼之势。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天主教教徒，而给他施洗的也是在明清两朝都非常有名望的传教士汤若望。受洗后的庞天寿改教名为“亚基楼”(Aquileo)，意思是没有嘴唇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起名叫没有嘴唇的人，没有xx的人不是更贴切嘛?)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庞天寿恰好不在北京，而是被派去南京出差了，由此他躲过一劫。崇祯殉国后，南京以及南方各省依旧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当年燕王朱棣篡位后迁都燕京，但南京还是保留一套预备班底。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的大臣们都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一番争论后，福王朱由菘即位是为弘光皇帝。随即留在南京的庞天寿被弘光帝派往福建征税，但还没等完成任务回来，南京就沦陷了。
1645年仅在位一年的弘光帝死后，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没错，就是前面提到的郑成功的爸爸)等人的扶持下在福州登基称帝，改元为隆武皇帝。而此时的庞天寿和传教士毕方济一同前往澳门，希望能够求得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帮助。到了澳门后的庞天寿充分发挥了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成功地游说葡萄牙人逐渐了一支由三百名火枪手和六门大炮组成的雇佣军。然而，这支雇佣军好不容易刚刚组建好，福州方面又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随即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基，这就是南明最后一任永历皇帝。庞天寿只得带着这支雇佣军，前去支援永历。
当时永历皇帝一路被清军撵到桂林，这支葡萄牙雇佣兵承担了守城的艰巨任务。经过数场残酷的大战，靠着葡萄牙人凶猛的火器，总算暂时击退了由李成栋，尚可喜率领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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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胜利之机，庞天寿开始在宫廷内进行传教活动。还真别说，在庞天寿的努力下，加之人在困境时需要寻求精神寄托的心理需求，皇太后马氏和萧氏，都受洗入教，改教名为“玛利亚”和“烈纳”;皇后王氏，改教名“亚纳”，在宫廷之中对着圣母像日夜叩拜。就连东宫太子都受洗入教，改名“康斯坦丁”。永历本人还曾手写了一份祷告文：“天主慈悲，挽回赣永之虏寇，化为良民，怜万性生灵。”
永历还曾让庞天寿代表自己给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耶稣会会长和威尼斯共和国写了三封信，请求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转呈，恳求派遣援军。现在这几份信依旧保存在梵蒂冈的博物馆。罗马教皇收到来信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