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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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徽宗无能,蔡京弄权,宋朝再次“底翻天”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朝政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后,打着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保守的或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
王安石制订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完全变了样。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而如今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
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