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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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宋哲宗掌权,变法派得势,元祐党人被清算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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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