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屯田制度的发展：军屯
汉武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率领大军主动攻击匈奴，匈奴被击退后，留下大片真空区域。这片区域闲置在那里，不能产生价值。与此同时，大量的士兵驻守于此，这些士兵除了等匈奴人再次出现外，基本上无所事事。也就是说，当“地闲”遇到“人闲”时，给汉武帝提供了新的思路。
汉武帝认为，与其让百姓到西北去种地，不如让这些军士们开荒生产。汉武帝最初的想法是，只要他们能够自给自足，或者说，只要能够减轻军需压力，都可以接受。《史记·平准书》记载：
太初元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设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
让军队来屯田，相比于流民屯田来说，有两个优势：第一，士兵们常年接受军令，执行力比流民要高。第二，士兵们是一个整体，便于整体调度，而且，士兵大部分身强力壮，生产力极高。因此，军屯的效果，比民屯更加显著。几年尝试下来，除了遭遇天灾外，军队屯田的收成，基本上都能满足自给自足，甚至还有盈余。因此，接下来几年，汉武帝又派遣约十八万军士，分别到酒泉、张掖、轮台等地开展军屯。
到了汉昭帝时期，继续推行军屯制度，此时把一些罪犯、流放的罪奴也发送到边疆，参与屯田。一方面，可以让军队将士继续监管这些罪犯，另一方面还能让罪犯参与生产。汉宣帝时期，汉朝军队讨伐车师，俘获300名俘虏，汉宣帝尝试让俘虏来参与屯田。因此，《汉书·西域传》云：“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足见当时军屯制度已经发展成熟。
特别是在汉宣帝时期，军屯的规模很大，这些在西北屯田的士兵，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训练，成了抵抗外敌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减轻了中原内地的粮草压力，直接造福了汉朝百姓。
除了民屯、军屯外，到了明朝时期，又发展了“商屯”，其实质和民屯较为相似，这里不做具体介绍了。
3.屯田制度的具体生产管理
通过追溯“民屯”和“军屯”可知，西汉时期，最早开展的是民屯，后来发展了军屯，这两种屯田方式并行。民屯可以解决社会治安和生产的问题，军屯可以大大减轻内地的粮草压力。但屯田不是简单的种地，庞大的人群到达边塞，到底如何管理呢?
汉朝时期，为了管理边塞屯田，中央大司农专门在边郡设置“农都尉”一职。《汉书·昭帝纪》曰：“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农都尉是直接管理屯田的官员。农都尉以下，还设置田官、左右内史、农亭长、田长等职务，旨在指导、督促、管理屯田者。
对于民屯来说，由上述官员直接管理，但对于军屯，统属关系则有所不同。军屯的士兵，首先要听军队长官的直接指挥，包括屯田。大司农可以派遣农都尉入驻军中，协助和指导军士们耕作，但没有管理职能。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军屯的土地，朝廷是不收赋税的。而民屯的土地，最初按照中原地区的一半来收租，若遇到灾荒，还可以享受其他减免。从这里，能够看出汉朝对屯田百姓人性化的一面。
三、屯田制度的历史意义
不管是民屯还是军屯，屯田制度对西汉一代、对后期的封建王朝，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屯田制度增加边塞生产力，减少军粮运送消耗。
屯田制度最初的目的，是旨在解决边塞驻军的粮草消耗问题。在屯田制度以前，从中原地区向边塞运送粮草，消耗极大。屯田制度的开创，避免了大量粮草消耗在路上，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粮食成本和运输成本。
第二，屯田制度促进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西部人口的增长和民族融合。
屯田制度，尤其是民屯制度，直接促成大量的中原百姓迁徙边疆，边疆的许多荒地经过数代人的开垦和耕耘，变成了肥沃的土地，因此屯田制度对中国边疆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同时，中原百姓到了西部边塞，对西部人口增长有积极意义，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第三，屯田制度减轻了内地土地不足的压力，缓解了内地的社会矛盾。
文景之治之后，内地人口激增，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均土地的减少，就意味着有人要饿肚子。屯点制度把流民迁往边疆，减轻了内地土地不足的压力。同时，流民对社会治安会形成威胁，把他们迁到边疆，既可以让他们有了丰衣足食的土地，同时缓解了内地的社会矛盾。
第四，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对丝绸之路的建设有重要贡献。
屯田制度促进了古代农民的交流，很多中西部互不相通的耕种方法和农产品，在这种交流中相互传播，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贡献极大。其次，屯田制度促进了西部的发展，让更多的内地人愿意走向西部，扩展了内地通往西部的通道，为汉代的丝绸之路，做出重要贡献。
第五，对西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屯田制度虽然起始于西汉，但在西汉之后，不管是东汉、魏晋南北朝，还是隋唐明清，这种制度在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2000年，对西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正是因为屯田制度的诸多优势，才让这种制度一直保留着极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