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加入天主教毕生学习西学，可惜乾隆不重视终究没能有大作为!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一、
1619年，明朝上演着众生相。
萨尔浒的狼烟未散，努尔哈赤志得意满，大肆兼并辽东土地，束发的汉人狼奔豕突，仿佛世界末日。
李自成尚未成年，不知明日在何方。
张岱在绍兴学琴，半年内就把《雁落平沙》、《胡笳十八拍》练的滚瓜烂熟，即将开始斗鸡走马的荒唐人生。
众生不知今夕是何年。
同年，一艘载有20余名传教士的大船，在澳门靠岸。邓玉函、汤若望......都是学问深厚的传教士。
日后的史书中，都将记录他们的名字。
传教士金尼阁将带领他们，在中国传播欧洲的新科技、新学问，顺便吸纳中国人加入天主教。
而比学者们价值更大的，则是随船而来的7000册书籍。这批书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以后的科技、哲学成就。
据金尼阁估计，这批书籍价值1万金币。
他们将在中国修建一座巨大的图书馆，用来存放携带而来的7000册书，并召集人手全部翻译成中文。
文明圣火在此刻传递。
彼时，欧洲已经摆脱中世纪的黑暗阴霾，走上一日千里的道路，工艺技术大大超越东方古国。
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启的新风尚，迅速席卷欧洲......他们从工商、贸易、技术到生活用品，几乎全都力求更新。
新科技发明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出。
商业繁荣让城市生活蒸蒸日上，文艺复兴又把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等人的科学理论介绍给普通市民。
再加上的科技发明，让欧洲有了巨大推动力。
如今，它来到中国。
二、
对于世界变化，中国人也不是一无所知。
徐光启看得很清楚。
1562年，他出生在上海县法华汇，埋首书房苦读多年，为维持生计做过私塾先生，交往的也是董其昌等同乡才子。
32岁时，徐光启为了谋求出路，不得已南下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
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他第一次知道在程朱理学之外，还有数学、天文、水利......这些学问几乎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
1603年，也是中进士的前一年，徐光启为了学习西学，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获得教名保禄。
在晚明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徐光启堪称国士。
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把西方世界最先进的数学逻辑引入中国。
又向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翻译出《泰西水法》。
还有红薯和《农政全书》。
中原种植的水稻一亩只能产几石粮食，而从美洲跨洋而来的红薯，经过徐光启试种培育，能达到亩产数十石。
有多少粮食，就能养活多少人口。
适应了中国土壤的红薯和马铃薯、玉米，再加上《农政全书》的科学方法，大大增加了国人的粮食产量。
清朝的人口大爆炸，与此不无关系。
明朝的天文历法使用《授时历》，自忽必烈时代成书已经过去近400年，已经很不准了。
可朝廷困于祖制，不允许重新修正历法。
崇祯二年，徐光启说：“西方历法最为精密，不如用西方的方法重新修正。”
于是，就有了《崇祯历书》。
徐光启首次介绍了地球的经纬度概念，并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这套历法后来被清朝直接继承下来。
那时的明朝虽然已经落后。
但学者们从未有天朝上国的愚昧，反而积极向西方探索求学，投入世界交流的大潮之中。
立于潮头的第一人，是徐光启。
三、
1620年，金尼阁和传教士带着7000册图书来到北京。
他已经联系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徽等学者，希望能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把西方学问全部移植到中国。
这本是一次完美的中西对接。
如果翻译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以后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向达先生说：
“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可惜，时事不允许。
明军在萨尔浒兵败后，紧接着万历皇帝去世、魏忠贤专权、陕西饥民起义......国事一天比一天糜烂，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徐光启也没有固定的职务。
或被同僚排挤、或被魏忠贤党羽弹劾、或督练军队，翻译书籍的事就一天天的耽搁下来。
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
1633年，徐光启也病逝于北京。
“西学东渐”的庞大计划就此流产，除了李之藻、王徽等人翻译出一小部分以外，大部分书籍都散落在时光深处。
它们只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金氏遗书。
1644年，满清入关。
八旗铁骑的屠刀以“剃发易服”开路，在中原各地掀起腥风血雨，无数大城市被杀的鸡犬不留。
随后又是数十年的拉锯战。
百姓流离失所，士大夫惶惶不可终日，晚明积累起来的西学人才出现断层。
比如方以智。
他对西方的哲学、科学研究水平相当高，尤其是光学研究又领先于时代，写出《物理小识》等著作。
可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多年，不得不出家避祸。
比如宋应星。
一生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终于把各种技艺整理完成，编著《天工开物》。明朝亡国后，宋应星不愿出仕满清，隐居于乡野。
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文字狱”，学者终究不敢发表任何新观点、新学术，只能埋首于故纸堆，做些寻章摘句的学问。
历史曾抛出橄榄枝，学者也做过努力。
却敌不过天意。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