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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统治中原期间，有很深的种族歧视观念，作为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当时的他们对汉族文化也不是很推崇，不管是黄老学说还是儒家文化，他们基本都是秉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还有诸多压制。到了明朝，虽然政治生态风声鹤唳，动辄就是上万人被杀，但是整体来看，老朱家对读书人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恢复，让天下读书人倍受鼓舞，一大批读书人普通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方孝孺和解缙两人，前者被称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后者则成为明朝首任首辅，并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这部堪称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书籍。
对于每个时代而言，能够有一个让天下信服的楷模是非常幸运地，明初一下子就出现了两个，让人不得不相信天要明朝兴。可以的是，明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把我这样的机会，朱棣在猜疑、嗜杀方面与朱元璋一脉相承，先以诛十族的酷刑杀掉了方孝孺，而后又暗示锦衣卫将已经在狱中待了五年的解缙除掉，而除掉的方式竟然是灌醉之后活活冻死。
首先，说一说方孝孺。
方孝孺也算是出自书香世家，父亲在朱元璋手下也做了一段时间不大不小的官员，可惜被朱元璋在空印案中冤杀，所以严格来说，他与朱元璋有着杀父之仇，但两人都是默认的回避此事，方孝孺还想在朱元璋手下讨个一官半职，朱元璋则很爱惜方孝孺的才能，只是在见面以后，朱元璋感到方孝孺过于年轻，才先发配他到京城之外的地方敦敦苗。
不过，方孝孺尚未等到被召回，朱元璋就已经一命呜呼上了天堂。朱允炆继位以后，立刻将方孝孺召回到身边，凡事都向他请教一二，而且朱允炆的仁厚与方孝孺的仁政治国思想不谋而合，两人大有携手建立儒家大国的趋势。在这期间，方孝孺在朝廷的地位无人能及，朝廷颁布的政策都有他的影子，在朱允炆的无条件支持下，此时的方孝孺风光无限，他距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但有时候上天就是残酷的，在方孝孺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朱棣树起了“遵祖训，清君侧”的大旗，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朱允炆失败失踪，方孝孺坚守文人风骨，拒绝帮助朱棣书写登基诏书，并身穿孝服，怒骂朱棣为反贼。朱棣一气之下，杀方孝孺十族，根据统计共有837人收到牵连而死。
其次，再来说一说解缙。
与方孝孺相比，解缙的出身更高，他的父亲、母亲、祖父都是读书人，父亲、祖父还都在科举之中有所斩获，而且解缙也是有名的神通，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据史料记载，他十岁出头就已经能够吟诗作对、熟背四书五经并通晓其中的原理。
解缙19岁进入翰林院成为有着“储相”之称的庶吉士，并得到朱元璋的青睐，可谓是少年得志。在朱元璋的鼓励下，他写下了著名的《》《太平十策》，结果玩过了火，惹怒了朱元璋，直接调任他当了监察御史。按理说，这也是不错的岗位，拥有考察百官之权，结果他还是不老实，又替别人写奏折，竟然在胡惟庸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替李善长喊冤，朱元璋毫不客气地把他打发回了老家，而且十年之内不允许回来。
到了朱棣时期，他是为数不多的向朱棣低头称臣的文人，受到朱棣的高度重视，他曾经表示“我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不可一日无解缙”。朱棣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创立了内阁，解缙是首批入选内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实质上的首辅。他在朱棣执政期间的修订《太祖实录》《列女传》深得朱棣喜欢，而后又主持编纂旷世之作《永乐大典》，这些工作对当时的文人影响巨大。
然而，解缙无论怎么折腾，始终是个文人，离开这个领域他真的就不太擅长了，《永乐大典》尚未完工，他就乱入太子储君之争惹毛了朱棣，直接将其逮捕入狱，五年后，朱棣暗示锦衣卫将其杀掉，杀掉的方式就是灌醉以后埋在雪里面活活冻死。
最后，再来说说为什么朱棣容不下这两位才子。
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在战火中出生、成长，后世普遍认为他是与朱元璋最像的一个人，而且他是通过造反夺取王位的，所以他容不下这两位才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棣权力欲望极重且生性多疑，会果断除掉一切隐患。正如刚刚所说，他与朱元璋性格相似，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方孝孺拒绝为其写登基诏书，还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辱骂他，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容忍的，而且方孝孺一再试图激怒朱棣，朱棣苦战四年，自然不能接受。而解缙也直接试乱入太子储君之争，这在哪个朝代都是拿命在赌博，显然解缙的运气并不好。
第二，朱棣执政理念与两人不合，他们的遭遇有一定的必然性。朱棣从小就待在徐达常遇春等名将身边，被封为藩王以后，也是面对情况最复杂的北方边境，因此内心深处更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方孝孺是最正统的儒学坚守者，一直主张仁政治国，解缙虽然没有方孝孺那么偏执，但也是极力推崇儒家的仁德思想，这与朱棣的执政策略并不相同，所以在对安南的问题上，他才与朱棣产生分歧，事实上这件事也是他与朱棣关系破解的开始。
第三，两人书生意气都比较重，政治抱负比较理想化，并不适合涉足官场太深。两人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人，在文坛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官场不是文坛，他们的这些学术在官场上能用的不多，有时候反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比如说方孝孺，如果朱允炆在与其商量对策时，能够劝说朱允炆暂时放弃南京城，然后集结兵马再图反攻，而不是坚持与南京共存亡，朱棣很难取得最终的胜利，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再比如，解缙如果安心的休书，时不时的接受朱棣的咨询，他有很大可能会善终，但是他却选择了主动入局，最终害了自己性命。而促使两人做出这些不太理智的行为，就是儒家倡导文人气节与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当然思想肯定是值得提倡的，只是两人少了一份圆滑，注定无法在官场上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