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酷吏杜周：迫害良善的人主鹰犬 杜周是南阳人，先是在南阳地方官府里做小吏。后来南阳来了一位名叫义纵的著名酷吏当太守，挑选了杜周等几个本地的书吏做帮手，大力打击本地的土豪势力。
南阳当地有个著名的豪强宁氏家族，横行不法，在本地的号召力比太守还要大。原来这个家族的头目宁成，曾经在汉景帝时担任过主管京师地区警戒治安的“中尉”，与朝廷贵族集团有很大的恩怨。汉武帝即位后，宁成被贵族陷害，受到“髡钳城旦舂”(剃光头发胡须、在脖子上锁上6斤重的铁钳为政府服苦役)的刑罚。而习惯上到了九卿一级的官员有罪，要么直接处死、要么主动自杀，没有判处这样侮辱性的刑罚的。宁成为此大怒，自己解脱了铁钳，逃回南阳老家，说：“官职不至二千石(郡守、九卿的级别)，资产不至几千万，还可以和人比吗!”他巧取豪夺了几千顷土地，役使几千家贫民为他耕种，很快发家致富。后来朝廷发布大赦，他原来的罪名和脱逃罪名都被赦免。汉武帝一度还想请他重新担任郡守，但在朝廷讨论时，他的一些老对头都反对，说让这人做地方官就如同是让老狼放羊。于是汉武帝只好派宁成去当看守函谷关的关都尉——这是一个县级的官职，但是地位很重要，扼守关中地区通往山东各郡的路口。宁成照样作威作福，欺凌过关的官员百姓，以至于过往的客商都传言：“宁可看见母老虎发威，也不要见到宁成发火。”义纵出任南阳太守，过关的时候，宁成虽然也出来迎接，可是却是侧着身子，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为此义纵怀恨在心。
义纵在南阳布置了杜周等人百般调查，搞清宁氏家族的种种罪恶，一举逮捕问罪，全部加上死罪罪名处死。宁成被牵连，也被处死。当地另外两个大族孔氏和暴氏也一起被镇压。
杜周为义纵的这些镇压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义纵也觉得杜周办事严密，没有漏洞，就把他当作人才推荐到朝廷的廷尉府为书吏，在当时廷尉张汤手下当了“廷尉史”。张汤派他去边疆处治逃亡案件，他判决了一大批死刑案件，上报给张汤，张汤很满意。也觉得这个书吏不简单，于是又向汉武帝推荐，把杜周调到汉武帝直接指挥的御史部门办案。
杜周这人不爱多说话，看上去一副忠厚样子，实际上为人刻薄。他被汉武帝任命为御史中丞，长期办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十多年，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公元前119年，为了筹措军费，以及加强朝廷财政实力，汉武帝制定了“缗钱令”，向商人及“中产之家”征收特别税。凡是商人、“子钱家”(放高利贷者)交易额超过缗钱二千的，都必须按照每2000钱缴纳一算(120钱)的比例纳税;有一辆载人轻型马车、或者是一条长度超过5丈的船只，也都要缴纳一算，而商人的马车都要缴纳二算。这个法令起先没有严格执行，过了两年，汉武帝派了一个叫杨可的专员来负责这项税收，并宣布鼓励告发偷税漏税，被告发者财产全部没收归官，本人判处“戍边”一年刑罚。而告发者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赏金。这个称之为“告缗”，为此特意从朝廷派出御史、廷尉府官吏到各地专门主持“告缗”，而杜周就被指定专门办理此类案件。
这个“告缗”法令阴险地煽动民间互相揭发，利用了人类最黑暗的心理。广大中产者饱受打击，被告发的人到了杜周这里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反的。而朝廷获得了数以亿计的钱、数以千万计的奴婢，大的县得到了没收来的数百顷土地和住宅，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社会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而朝廷官府收入大为改观。
张汤出事后，杜周转任廷尉，按照张汤的传统办案，而且比张汤更善于窥测汉武帝的心思。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他就千方百计加以陷害;汉武帝想宽大处理的，他就把嫌疑人长期关押，然后逐渐说明那人的冤枉。
杜周得到汉武帝的高度信任，他当了廷尉后，汉武帝改变原来的惯例，凡是皇帝交办的案件“诏狱”都直接交给廷尉来承办，不再像过去那样，先交给侍御史、御史中丞之类的皇帝特使专案专办，最后才交给廷尉来判刑。“诏狱”案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着力打击老臣旧贵，杜周管理的廷尉监狱里经常关押上百名“二千石”(地方郡守、朝廷九卿一级)以上的官员，这些人的生死全都凭杜周揣测汉武帝的心思来决定，杜周的权势可谓通天。
由于杜周在廷尉任上老是逢迎皇帝，不按照法律办事，在当时高度重视法律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做法，引起很多人不满。有人当面指责他说：“你身为天下持平的廷尉，却不按照三尺法(秦汉时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木简上，因此号为三尺法)，专门以皇帝的意旨来办案，办案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杜周却说：“三尺法是哪里来的?以前皇帝颁布的叫做‘律’，当今皇帝颁布的叫做‘令’;只要是皇帝现在的意思就是法律，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法令?”
中国古代的法律称呼在春秋以前一般称为“刑”，到了春秋时期一般称为“法”，到了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为了强调法律的神圣性质，“改法为律”，将朝廷制定的成文法典的名称从“法”改称为“律”。律字的右半部分“聿”原为右手持竖笛的象形，由于竖笛很可能是人类最早制造的乐器(目前年代最早的为湖北出土的约9000年前的骨笛)，很早以前就用于为所有其他乐器确定音调，“聿”字的原义即表示定音。以后加上表示规范、遵循的部首“彳”，引申为“音律”(声音的规律)。由于确定音律以及乐器需要精准的度量，从而又引申出“恒定标准”的字义。以后又扩大指不为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比如天文星象、历法等。商鞅变法的“改法为律”，以“律”称呼国家颁布的正式的成文法典，就是表示法律的稳定性，不以人的因素转变。以后历代朝廷正式法典都以“律”为名。
在秦汉的时候，“令”是单行法规的意思。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法律文件《语书》中说：“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意思就是，因为法律不够完善，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布“令”来补充。秦汉时期皇帝发布的指示称为“诏”，其中皇帝认为需要制定为一条法律的，皇帝会特别提示将他的指示“具为令”，或者“著为令”。大臣也可以向皇帝提出立法的建议，大臣拟就的草案经皇帝批准“诏曰可”，就成为“令”。我们现在从湖北张家山汉墓所载的西汉初年的《津关令》来看，当时的“令”一般都保留了原来立法的过程，谁建议的、谁起草的，以及皇帝最后是如何批准的。
